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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 切实加强中央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

国资发综合〔2011〕103号


各中央企业：

　　为全面贯彻国务院第165次常务会议、中央领导同志有关安全生产的重要批示和重要讲话以及近期召开的国务院安委会全体会议精神，深入落实中央企业、地方国资委负责人会议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部署，切实做好中央企业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工作，进一步推动中央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高安全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坚决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为做强做优中央企业、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提供安全保障，现就加强中央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有关事项紧急通知如下:

　　一、把安全生产工作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事关党和政府形象和声誉。中央企业各级负责人要切实提高全局意识、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的理念，决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和马虎。各中央企业必须带头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和部署，把安全生产管理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采取更为扎实有效的措施，切实把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落到实处。要从管理、制度、标准和技术等方面，统筹谋划，系统推进，全面加强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坚持依法依规生产经营，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责任追究。深入开展安全质量标准化建设，健全质量管理体系，加强质量监督，切实提高产品和工程的安全性。

　　二、立即开展全面的安全生产大检查

　　中央企业要立即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安全生产大检查，以近期全国生产安全事故为戒，全面排查和消除安全隐患。对查出的隐患，要按照定措施、定预案、定资金、定时限、定责任人的“五定”原则，落实到位，切实整改。重大安全隐患要实行分级管理、挂牌督办、动态监控。对严重危及安全生产的问题，必须停产整改，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对隐患整改不力或未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的，要追究企业相关负责人的责任。国资委将在企业自查的基础上，派出检查组对重点行业和领域的中央企业进行督查。

　　三、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中央企业要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深入贯彻《中央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国资委令第21号）和《中央企业安全生产禁令》（国资委令第24号），结合自身实际，进一步健全完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严格执行工艺标准和操作流程，坚决杜绝影响安全生产的行为。要确保规章制度有效、管用，责任可追溯。要及时清理、修订或废止不适应形势变化要求的制度，根据业务特点迅速弥补因业务拓展而产生的制度空白点。要认真研究和借鉴国外先进的安全生产管理经验，广泛开展与国外优秀企业的安全对标，促进本企业规章制度的完善。

　　四、全面加强安全生产组织机构建设

　　中央企业要切实加强安全生产的组织领导，切实落实第一责任人的责任。要加强安全生产组织机构建设，为安全生产提供组织保障。要建立与企业生产工作任务相适应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属国资委安全生产监管一类的企业必须设置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的独立职能部门。要加强安全队伍建设，把懂技术、善管理的人才充实到安全监管专业队伍中，配足配强安全管理人员，逐步实现以注册安全工程师为主体的专职安全队伍，提高安全监管队伍的整体素质。要探索建立安全总监制度，属国资委安全生产监管一类的企业必须全面建立安全总监制度，有条件的企业可在集团总部设立安全总监，进一步强化集团总部对所属企业安全生产的掌控。积极探索向下属单位层层委派安全总监的制度，加大对基层单位的监督力度。

　　五、着力加强班组安全建设

　　中央企业要加强班组安全建设，将班组作为落实岗位安全责任、强化现场安全管理的关键环节和排查治理隐患、防范生产安全事故的前沿阵地。要广泛开展安全岗位达标活动，从班前会、安全生产技术交底、安全生产记录等基础工作入手，把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安全管理措施、安全防范技能、企业安全文化和对基层员工的关怀落实到班组。要重点加强班组长队伍的建设，把责任心强、具备较好安全生产技能、有一定组织能力的员工及时充实到班组长岗位；加强班组长的培训，提高其业务素质和安全意识；发挥好班组长的作用，明确其职责，加大奖惩力度，切实带动基层员工提高安全生产工作水平。要开展经常性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使广大员工做到知其任、明其责、尽其职，提高基层员工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和应急救援的能力，夯实安全生产基础。

　　六、切实做好“十二五”安全生产规划

　　中央企业要按照中央企业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提出的“十二五”时期安全生产工作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攻方向，结合企业实际，认真做好“十二五”安全生产规划,并将其纳入企业转型升级规划和总体发展规划,统筹谋划好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实现安全生产工作与企业发展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在制修订规划过程中，要体现“建立一大特色体系，创建一流安全业绩”的要求，科学分析企业安全生产工作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系统梳理安全生产风险点，高效合理地配置与安全生产风险防范相适应的各类资源，加快改善安全生产条件，提高“科技兴安”和安全生产标准化水平，力争把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推上新台阶。

　　七、大力实施“科技兴安”战略

　　中央企业要加大安全生产技术投入，加快科学技术在安全生产领域的应用，为做好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提供技术保障。要严格制定并实施防治重大灾害事故的安全生产技术措施，配备相应的人员和监测设备，提高事故预防预报水平。要加快安全生产关键技术设备的换代升级，提高机械化、自动化生产水平；积极推广先进适用技术、工艺、装备和材料等科技成果，淘汰安全性能差、安全生产保障程度低的传统生产方式，提高安全生产能力。要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技术和重大课题研究，及时解决安全生产技术难题，加快成果的推广应用。

　　八、积极推进安全生产信息化建设

　　中央企业要把安全生产信息化纳入企业信息化发展规划，结合自身生产经营特点，以现代信息技术和手段为依托，建立跨区域、多层次、网络化的安全生产监管系统，加快安全生产信息化建设。要推进安全生产管理信息化，把安全生产制度、规程通过信息化应用加以固化和强化，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效率。要推进安全生产监控信息化，把视频技术、定位技术和物联网技术应用到作业现场，加强安全生产的监测和监控。要推进安全生产工作交流信息化，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加强安全生产科学数据、科技文献和案例资源的共享，提高各种资源的利用率，提高中央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整体水平。要推进应急管理信息化，应用信息技术指导应急培训和演练，科学管理和调度应急资源，及时妥善处置各类突发事件，确保应急响应有序进行，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九、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宣传和应急管理工作

　　中央企业要充分发挥网站、报刊等宣传载体和平台的作用，加大安全生产的宣传教育力度，营造良好的安全生产氛围，创造和谐的安全生产舆论环境。要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宣传，提高全员的安全生产意识。要加强企业安全生产文化、理念的宣传，使“以人为本、生命至上”逐步成为广大干部职工共同的价值取向。要加强对外宣传，大力宣传中央企业树立科学发展理念、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为企业发展提供安全保障的积极举措和典型案例，树立中央企业科学发展、安全发展的良好形象；中央企业特别是安全生产任务较重的企业，要主动在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安全生产方面的相关信息。要加强应急管理工作，完善各类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做好超前预防，形成安全管理闭环。要按照简明扼要、科学实用的原则，及时修订完善各级各类应急预案，并加强预案演练。要把突发事件的新闻处置纳入应急管理体系，确保突发事件发生后，集团公司统一领导，新闻宣传部门和新闻发言人迅速介入；要妥善接待新闻媒体，以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态度，及时公布事件进展和处理情况。

　　请各中央企业于9月20日前将贯彻落实情况报送至国资委综合局。

　　联系人：国资委综合局 柳长森

　　电 话：010-63193057

　　传 真：010-63192661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一一年八月一日



杨文革 南开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关键词: 死刑/死刑政策/“法务部长”签核权/释宪
内容提要: 伴随着死刑罪名的删减和唯一死刑的废除，以及死刑案件诉讼程序的更加严格审慎，我国台湾地区的逐步废除死刑政策渐趋明朗，司法实践中死刑的判处与执行数量逐年下降，几乎接近事实上废除死刑的目标。但被害人家属要求执行死刑的有效抗争，加之反对废除死刑民意的强烈反弹，在相当程度上阻遏了台湾死刑废除的进程。死刑废除派和死刑赞成派在“法务部长”签核权等法律问题上针锋相对，为各自的主张寻找理论根据。最高当局除在死刑废除派与赞成派之间左支右绌，两面讨好外，目前则积极采取配套措施，争取民众对废除死刑政策的支持。


从2006年至2009年，台湾连续四年没有执行死刑。此局面如能平稳维持十年，按照国际社会废除死刑的标准，台湾将成为一个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地区。但2010年春节后台湾《时报周刊》一篇关于死刑存废老议题的深度报道，却引发台湾政治风暴，导致拒签44名死囚执行令的“法务部长”王清峰去职。[1]面对要求执行死刑的汹涌民意，新任“法务部长”曾勇夫于4月28日签下台湾五年来的首份死刑令，两天后，4名死刑犯在高度保密情况下被枪决。这种“突袭式”执行死刑的做法引起各界争议。 [2]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对于台湾地区的死刑热议，大陆刑事法学界没有理由置身事外。本文试图对我国台湾地区的死刑变易，以及当前围绕死刑的法律争议进行分析，以期对大陆死刑制度的变革有所裨益。
　　一、台湾死刑制度的演变
　　（一）死刑罪名的演变
　　台湾的“刑法”由普通“刑法”和特别“刑法”构成，大多是在大陆统治时期制定的。其早期的“刑法”异常严苛，譬如制定于1929年的特别刑法“陆海空军刑法”，处罚极重，单是唯一死刑罪名就多达44个。常有懵懂无知的年轻义务兵因不懂法律，轻易触犯重罪被判处死刑。“国民政府”迁台初期，因两岸对峙情势，台湾社会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经过“立法院”正常程序制定的“刑法”被搁置不用，却以“戡乱”为由，对犯罪适用“惩治盗匪条例”，造成一般人民犯罪也依“惩治盗匪条例”判处重刑，许多社会精英被杀害。 [3]
　　上世纪后半期，随着台湾经济发展，对于各项社会制度相对地要求有所改革，加之大量学者从国外留学返台，欧美人道主义被引入法律制度，“刑法”的修改顺应世界潮流， [4]刑罚开始向轻缓化演变。这些发展变化贯彻了所谓的人道主义和人权保障，重要体现之一就是对死罪的修改限定。新千年以来，这一变化趋势愈加明显。“惩治盗匪条例”被废除，腐败犯罪和未满十八岁人犯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犯罪的死刑配置被先后取消。最为重大的变革则是唯一死刑的废除。所谓唯一死刑，即不分情节轻重均判处死刑，法官几无裁量权空间，如有误判，则无法挽回。 [5]新千年之初，台湾仍有绝对死刑，譬如：犯强奸罪而故意杀害被害人；犯海盗罪而致人于死者；犯海盗罪而又放火、强奸、掳人勒索或故意杀人；掳人勒索而故意杀害被害人等。 [6]经过几年大刀阔斧修订，至2006年12月22日，“立法院”三读通过修正特别刑法“妨害国币惩治条例”及“陆海空军刑法”之唯一死刑罪，完成以相对死刑取代绝对死刑之立法工作，台湾从此没有唯一死刑之犯罪。
　　目前，台湾相对死刑尚有49项，罪名如下：
　　1．普通刑法部分
　　（1）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的有：第101条之首谋暴动内乱罪；第103条之通谋开战端罪；第104条之通谋丧失领域罪；第105条之直接抗敌民国罪；第107条之加重助敌罪；第185之一条第2项之劫持交通工具罪；第226之一条之妨害性自主而杀人之结合犯罪；第261条之公务员强迫他人栽种或贩运罂粟种子罪；第272条之杀直系血亲尊亲属罪；第332条第1项之强盗结合罪；第334条第1项之海盗结合罪；第348条第1项之掳人勒赎罪。
　　（2）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二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有：第333条第3项前段之加重海盗罪；第334条第2项之海盗结合罪；第347条第2项前段之加重掳人勒赎罪；第348条第2项之掳人勒赎结合罪。
　　（3）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有：第120条之公务员委弃守地罪；第185之一条第2项后段之劫持交通工具罪；第185之二条第3项之危害损毁交通工具罪；第226之一条之妨害性自主而杀人之结合犯罪；第271条之普通杀人罪；第328条之普通强盗罪；第332条第2项之强盗结合犯罪；第333条第3项后段之加重海盗罪；第347条第2项后段之加重掳人勒赎罪。
　　（4）处死刑、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有：第185之一条之劫持交通工具罪；第333条第1、2项之海盗罪、准备海盗罪。
　　2．特别刑法部分
　　（1）陆海空军刑法之违反效忠国家职责罪；意图利敌罪；投敌罪；违反职役职责罪；违反部属职责罪；劫持军用舰艇、航空器罪；制造贩卖军用武器罪。
　　（2）妨害国币惩治条例之伪造、变造币券使用罪。
　　（3）妨害兵役惩治条例之结伙持械阻挠兵役罪；公然聚众持械反抗兵役推行罪。
　　（4）毒品危害防制条例之制造运输贩卖毒品罪；强暴胁迫使人施用毒品罪；公务员假借职务犯上述两罪者。
　　（5）惩治走私条例之走私加重罪。
　　（6）残害人群治罪条例之加重残害人群罪。
　　（7）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条例之加重强暴性交易罪。
　　（8）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之非法制造贩卖枪炮罪；制造枪炮意图犯罪罪。
　　（9）民用航空法之强暴胁迫劫持航空器罪；加重劫持航空器罪；加重危害飞航安全罪；加重制造非合格航空器罪。
　　上述犯罪，除可处死刑外，还可处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十二年、或有期徒刑十年、或有期徒刑七年不等。
　　废除唯一死刑，改为相对死刑，使台湾“刑法”更符合现代刑法思潮，并兼顾人权保障，对于进一步推动全面废除死刑，具有里程碑的重大意义。 [7]最为重要的是，唯一死刑的废除，使法官在量刑时有了可供选择的替代刑罚，对于司法实践中死刑判决数量的下降，起着重要作用。
　　（二）死刑程序的演变
　　台湾目前的“刑事诉讼法”是“国民政府”在大陆执政时于1928年制定的，后经数十次修改，逐步从职权主义转向改良式当事人主义。
　　1967年时，台湾修正“刑事诉讼法”即有意采纳当事人主义，但并不彻底，“实系披当事人外衣之职权主义，即仅具当事人主义之外形，而欠缺其内在之实际。” [8]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缺乏足够保障。在侦查中，警察重自白而轻“物证”。由于刑事司法体系不愿花钱培养法医人才，台湾极度缺乏此类人才，在死刑案件中，子弹专家、指纹专家、法医化学家、法医病理专家及法医血液鉴定专家等法医及科学证据极少呈堂。 [9]加之证据力规范不够严格，刑求逼供之事时有所闻，法院在审理重大刑案时，又常受政策及舆论影响，甚至为杀鸡儆猴而速审速决。 [10]法官也偏好自白证据，一些法官私下表示，“即使被告声称遭到警方刑求，法官却不仔细调查自白是否出于自愿，且不要求检方负起自白出于自愿的举证责任。”“在许多案件中，法官拒绝传唤可证明被告不在现场或被告遭刑求的证人。” [11]尤其“军事审判法”，更是黑箱作业，制造了一些冤杀案件。 [12]有学者批评台湾的死刑法律程序未能达到国际社会的标准，其死刑制度至少有五大问题：警察办案能力不足、过分重视自白、唯一死刑、缺乏辩护资源、秘密执行死刑。 [13]并得出结论：作为死刑案件来讲，“很遗憾地，台湾的制度、程序并不及格。” [14]
　　2003年，台湾又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此次修改，特别强调当事人主义，被告人的辩护权得到强化，传闻证据被禁止，被告人讯问制度被弱化，职权调查证据制度退化，被告人的缄默权得到承认，对证人的询问改采当事人主导的交互诘问制度，当事人的权利和自由在刑事诉讼中得到特别保护。尤其“交互诘问制度，则系基于公平裁判之理念，赋予被告对证人之,质问权,，仍是基本人权保障之一环。” [15]随着“讯问被告，应全程连续录音；必要时，并应全程连续录影。……笔录内所载之被告陈述与录音或录影之内容不符者，……其不符之部分，不得作为证据。”等内容的增加，犯罪嫌疑人主张曾遭受刑讯逼供的情形大幅度减少了。 [16]案件的质量有了质的提高。
　　司法实践中，本着“明案速判、疑案慎断”原则，对于进入审判程序且被告不争执的非重罪案件，运用协商制度，使其快速终结，而使法官有足够时间及精神致力于重大繁杂案件的审理。“ [17]自此，台湾的死刑案件诉讼程序虽然与其他案件并没有多少区别，但与过去相比，却更为谨慎。”根据近几年死刑案件观察，自其案发后移送地检署侦办，至三审确定入监执行，其所经过时间平均约33个月，为一般案件8、9个月之3、4倍，显示对于该类案件侦审执行过程之审慎，以求毋枉毋纵。” [18]有学者甚至认为，“惟依目前司法程序之慎重，侦查严明，审判周详，尤其对于死刑案件，终审法院每每不厌求祥，欲求其生而不可得，始欲判处死刑。且死刑之执行非经司法行政最高机关之核准不得为之，是以判决确定后仍留有改正之余地。既须经审核，则应改正者当改正之，断无法官错误于前审核者复错误于后之可能。” [19]
　　与其他案件最大的区别是，死刑案件经过三审定谳后，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60条的规定，”检察官应速将该案卷宗送交司法行政最高机关“。又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61条的规定，”死刑应经司法行政最高机关令准，于令到三日内执行之。但执行检察官发现案情确有合于再审或非常上诉之理由者，得于三日内电请司法行政最高机关，再加审核。“死刑执行需经”法务部“令准之立法目的，”系在于对生命权之尊重，使此一经执行即无回复或救济之极刑，得经由最严谨、慎重之机制施行“， [20] “期在对被告为更周密之保护。” [21]
　　但是，“法务部长”批准死刑的标准是什么？正如有学者质疑的那样，“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死刑批准程序的规定过于简略，难道批准死刑执行与否仅系于法务部长的,一念之间,乎？” [22]实践中也确曾存在过一些草率快速的死刑批准案件。 [23]最终，由于“监察院”的调查，民间团体的催生，“法务部”订定了“审核死刑案件执行实施要点”，包括以下四点：第一，宣示订定本要点的目的是为了“妥慎审核死刑案件之执行，以保障人权”。第二，规定“最高法院检察署”于收受“最高法院”发送之死刑案件时，应确认检察官、被告及其辩护人已收受判决书，并审核确无再审或非常上诉之理由及“赦免法”、“刑事诉讼法”第465条之事由。第三，“法务部”于收受“最高法院检察署”陈报之死刑案件时，亦应注意审核有无第二点之情形以作为核准死刑执行之依据。第四，重申“刑事诉讼法”第461条规定之精神，即“法务部”令准死刑案件之执行后，应即函送“最高法院检察署”转送相关之“高等法院”或其分院检察署指派执行检察官于三日内依法执行死刑。但执行检察官发现案情确有合于再审或非常上诉之理由者，得于三日内电请“法务部”再加审核。如“法务部”重审后仍认无再审或非常上诉之理由者，执行检察官应即依法执行死刑。 [24]
　　在过去，“法务部长”对死刑案件的签核只是例行公事，没有多少实质意义。但是，在逐步废除死刑政策确立后，加之几任“法务部长”均持有废死理想，这一环节就成为阻止死刑执行的主要利器。“法务部长”利用签核权力，一再以审核有无再审理由和非常上诉理由为由，暂停死刑执行。2005年1月，鉴于不少死刑犯陆续提出释宪，“法务部”又将释宪列入暂停执行死刑的事由。 [25] 到2010年年初，全台湾因拖延而未予执行的死囚就多达44名。4月30日被“法务部长”批准执行的4名死囚，只是44名死囚中因释宪声请不合法而被大法官会议驳回者，而其他提出释宪声请的40名死囚何时执行，“法务部”表示“将视大法官后续审理情况，再妥适依法处理。” [26]
二、台湾死刑政策的演变及司法实践中死刑的演变
　　（一）台湾死刑政策的演变
　　1949年5月19日，鉴于在大陆统治败局已定，国民党政府为保住台湾，宣布对台湾实行“戒严令”，一为防止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二为镇压岛内一切反对势力，台湾社会自此处于白色恐怖之下。三十多年后，随着大陆改革开放政策确立，两岸关系出现缓和，台湾经济也有了进一步发展，社会出现变革迹象，最终于1987年7月15日解除戒严。近一二十年来，随着所谓欧美人道主义观念与人权保障观念的引入，台湾刑罚向轻缓化发展，台湾的死刑政策也向限制死刑乃至废除死刑的方向演进。
　　1990年，台湾“法务部副部长”在一次研讨会上表示：台湾打算废除死刑，“只是要等到社会条件和民意赞成这样一个动议。” [27]2000年，随着台湾政党轮替，“政府”有意废除死刑。2001年5月，在民进党执政满一年时，时任“法务部长”陈定南曾“豪气地”公开宣誓，要在三年内完成废死。但到他下台都没能废除死刑，在他担任部长期间还批准了三十余名死刑犯的执行令。 [28]
　　废除死刑政策难以推行，与支持死刑民意高企不下密切相关。鉴于此，台湾“政府”暂时放弃死刑“急废”立场，改为“缓废”，即暂不求从立法上废除死刑，而是在实践中尽量少判死刑，少执行、乃至不执行死刑。2008年5月，国民党在失去政权8年后重新执政，在死刑问题上萧规曹随，继续民进党“缓废”死刑的路子。台湾停止执行死刑的2006年至2009年四年间，就横跨民进党与国民党执政任期。2010年3月10日，“法务部长”王清峰不仅表明了自己不会执行死刑的立场，而且还在任内成立“逐步废除死刑研究推动小组”，积极推动死刑的逐步废除。
　　随着王清峰的下台，台湾的死刑政策出现微调，且渐渐明朗。2010年4月15日，新任“法务部长”曾勇夫赴“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提出台湾“死刑政策现状及未来规划”专案报告。他表示，“关于死刑议题，包含,死刑执行,及,死刑政策,两个层面。由于,死刑定谳者是否执行,与,死刑刑罚是否废除,，属于不同层面的议题，法务部现采取,分开处理,的立场。,依法行政,为法务部不变的基本立场，经三审判决定谳的死刑案件，法务部定有,审核死刑案件执行实施要点,，规定死刑案件遇有声请再审、提起非常上诉、声请司法院大法官解释，其程序仍在进行中者，法务部于收受最高法院检察署陈报死刑案件时，亦应注意审核有无前述事由，作为核准死刑执行之依据。若无前述事由及刑事诉讼法第465条所规定停止执行事由，法务部将依法妥适处理。”曾勇夫强调，“死刑的废除有赖社会法治观念的发展及多数民众的共识与支持。台湾现今多数民意仍反对废除死刑，因此台湾现仍不宜废除死刑。法务部将延续逐步废除死刑之既定政策方向，希望以逐步减少使用死刑的方式，配合死刑替代方案之提出及相关配套措施之规划与落实，凝聚民意废除死刑之共识，达成废除死刑的终极目标，而法务部对于死刑之废除并无时间表。目前应优先推动减少死刑使用、强化被害人保护为近程努力目标。” [29]
　　曾勇夫的报告代表了台湾官方的死刑政策立场，即在“死刑定谳者是否执行”与“死刑刑罚是否废除”两个层面之间，暂时搁置后者的推行，而尽量减少对于死刑定谳者的执行，在配套措施推行见效后，实现实践中不执行死刑的第一步目标，夯实废除死刑的基础，再经过若干年的积累，最终实现从法律上废除死刑的第二步目标。
　　（二）台湾死刑在司法实践中的变化
　　随着逐步废除死刑政策的确立，在司法实践中，台湾的死刑判处与死刑执行人数呈逐年下降趋势。尤其是由于唯一死刑陆续被废除，法官在判决刑罚时有了选择刑种的余地，台湾司法实务上不任意宣判死刑或不执行死刑的气氛得以营造，刑罚的暴虐之气得以减少。 [30]以下是台湾近十四年来各罪执行死刑的人数分布。表中的数目均不包括经军事审判处决的人数。对于大陆研究者来讲，台湾早年军事审判处决的人数难以取得。最近台湾军方透露，已有多年没有军人被判处死刑，最近十多年来仅在1999年和2001年分别枪决两人与一人，目前军事监狱内没有死刑犯待执行。按照现行法律，目前台湾军事审判一、二审为军法审判，第三审则在“最高法院”进行，依据“军事审判法”规定，以及“审核执行死刑案件注意要点”，军人的死刑执行令由“国防部长”签署发布。 [31]
　　表一：台湾近十四年来执行死刑人数统计表 [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