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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罪案的立案标准

于 朝


内 容 提 要

立案标准，包括立案的法律标准、材料标准和手续标准。
关于法律标准，本文根据新刑诉法第８３条和８６条规定，认为“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和“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是法定的立案标准。提出立案的对象是事件和立案的法律标准中含查明案件事实这一要件的观点，认为检察机关在出现法定的事件时，即应当按照法定管辖立案侦查，而无须待查明犯罪嫌疑人或询问犯罪嫌疑人后再立案。另外，检察机关对经济罪案的立案多少，不可能直接体现出其对经济犯罪的打击力度和打击效果。只能作为对检察机关工作量大小的统计指标，而不能作为衡量政绩的主要依据。
关于材料标准，本文根据立案的法律标准，提出根据案件来源区分不同的立案材料标准。其中：在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进行立案到情形中，立案材料必须是能够说明某一犯罪事实的确实发生，或者证实犯罪嫌疑人不如实说明案件所涉及的相关事实；在受理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材料进行立案的情形中，材料本身必须能够说明（注：不是必须证实）有犯罪或可能系犯罪的事实存在。同时认为现行的两种观念和作法需要转变：一种观念和作法是，立案时必须获取到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另一种观念和作法是，对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立案前的调查（即“初查”），以便收集能够证实有犯罪事实的证据，建议取消初查制度。
关于手续标准，本文认为，立案的审批手续应当恢复检察长（或经过授权的分管检察长）审批制；在立案的文书手续方面，采用《立案请示报告》既可，废除《立案决定书》。
本文对“初查”的必要性和合法性提出了质疑。


著文：

立案，是刑事诉讼活动开始的标志。检察机关对经济罪案立案的多少，可以反映出该机关的工作量和在打击经济犯方面工作的主动性。但多年来，由于对立案标准理解上的偏差，导致了检察人员在立案观念上的一些错误认识。最显著的表现是以立案多少作为考察政绩的主要指标、立案材料要 求过高、立案手续复杂化等。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受不正确诉讼观念的长期影响，致使“初查”等无法律依据的诉讼活动“合法化”。
本文将主要就检察机关对经济罪案进行立案的法律、材料和手续等标准问题进行粗浅的讨论，同时，也对现行的一些具体作法提出质疑，旨在为新刑诉法的贯彻实施做些探索。

一、关于立案的法律标准

立案的法律标准，是指诉讼法律中关于对哪些事件在何种情形下应当由诉讼机关实施刑事诉讼立案活动的规范。
新刑诉法第８３、８６条规定了刑事立案的两种情形： 一是“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二是“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司法机关在遇有这两种情形时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进行刑事立案，这便是刑事诉讼立案的具体法律标准。
从检察机关管辖侦查的经济罪案角度讲，笔者个人对上述标准的理解是，第一种情形是指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或进行法律监督活动中，发现有非本案的经济犯罪事实或者经济犯罪嫌疑人，且依法属于检察机关侦查管辖范围的，应当直接立案侦查。第二种情形则是指检察机关通过审查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材料，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时，应当立案侦查。这两种立案情形的差异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案件来源不同，前一种情形的案件来源是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或其他法律监督活动中直接发现的；后一种情形的案件 来源则是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二是确认需要立案的事实内容和程度不同，前者必需是发现犯罪事实和犯罪嫌疑人，方应当立案侦查，而不是检察机关认为存在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后者则无须确认犯罪事实的存在，而只要通过审 查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材料，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即应当立案。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明确：
一是，立案的对象是事件。立案，是指将犯罪或者可能为犯罪的事件列为刑事诉讼内容的诉讼活动，是诉讼活动开始的标志。根据新刑诉法的规定，有两类事件可以作为立案 的 对象，即已“发现犯罪事实”的犯罪事件和“发现犯罪嫌 疑人”或者“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可能为 犯罪的事件。在这两类事件中，已发现属于犯罪的事件，并不一定能够确认犯罪嫌疑人；而可能为犯罪的事件中，客观上并非必定存在着犯罪事件，被指控的犯罪嫌疑人也不一定 实施了犯罪。由此而言，第一，在已经发现或认为有犯罪事实存在的情况下，既使尚未确认犯罪嫌疑人，也应当立案，第二，对可能存在犯罪的事件立案时，无须确认犯罪嫌疑人是否已实际实施了犯罪。
二是，立案的法律标准中不含查明案件事实这一要件。立案的法律标准中只所以不将查明案件事实作为必备要件，这主要是因为立案仅是侦查活动的开始，而查明案件事实是 侦查活动的基本任务。经过侦查，可能能够查明案件事实，也有可能受客观条件的限制而无法查明案件事实；查明的案 件事实，可能是犯罪事实，也可能不是犯罪事实。正是因为立案后可能会出现不同的侦查结果，所以，新刑诉法才规定了撤案、不起诉和起诉等若干处理诉讼结果的方法。司法实践也表明，只有在侦查破案后才能确认相关的犯罪嫌疑人。
明确上述两点，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两个结论。其一，检察机关在发现经济犯罪的犯罪事实或认为有经济犯罪事实时，即应当按照法定管辖立案侦查，而无须待查明犯罪嫌疑人或询问犯罪嫌疑人后再立案。其二，检察机关对经济罪案的立案多少，不可能直接体现出其对经济犯罪的打击力度和打击 效果。由此而言，对经济罪案的立案多少，只能作为对检察机关工作量大小的统计指标，而不能作为衡量政绩的主要依 据。为此，笔者认为检察机关需要建立立案保密制度，对立 案及撤案情况作为机密处理，对外只公布破案情况，同时，将破案数量作为考核政绩的主要依据。

二、关于立案的材料标准

根据新刑诉法规定的立案标准，检察机关立案必须占有一定的立案材料，以作为“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和“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立案依据。这里需要探讨的是，立案材料达到什么程度才能符合法定立案标准的需要，这便是立案的材料标准问题。
由于法定的案件来源不同，所以关于立案的材料标准应当区分不同情形进行讨论：
在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进行立案到情形中，由于案件主要来源于检察机关办理的其他案件，而立案时又需要确认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因此，立案材料必须是能够说明某一犯罪事实的确实发生，或者证实犯罪嫌疑人不如实说明案件所涉及的相关事实──而这些事实可能为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事实。前者比如在检察机关在调查某案件涉及款项的去向时，发现公款已为某人实际非法占有的材料；后者比如发现公款已被某犯罪嫌疑人占有，但该嫌疑人拒绝说明公款用途或其所说的公款用途经查系编造的材料。
在受理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材料进行立案的情形中， 首先，材料本身必须能够说明（注：不是必须证实）有犯罪或可能系犯罪的事实存在，例如公共资产被利用职务便利非 法侵吞、或发生了内盗、内骗；贿赂财物已缴付；存在与贿赂有关的重大经济损失；存在可能系贪污、贿赂所得的巨额款物等。其次，材料所反映的内容必须具有可查性。
在研究未来经济罪案的立案材料标准时，现行的两种观念和作法需要转变：
一种观念和作法是，立案时必须获取到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从新刑诉法有关侦查规范的条文看，检察机关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途径只有两种：一是犯罪嫌疑人自首，交代犯罪事实，二是预审。这里“自首”是指自认为其已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主动到检察机关交代其所认识的犯罪事实，对此，检察机关只需通过审查其所讲明的事实，是否属于犯罪和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即可立案或不予立案，而无须查证其所述 是否为事实。根据新刑诉法第９０条规定的精神，“预审”是指在经过案件侦查后，确认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时，为了核实已收集、调取的证据材料而进行了讯问犯罪嫌疑人的 诉讼活动。显然，“预审”是除自首以外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唯一法定方式。但是，由于预审是侦查开始以后的诉讼 活动，所以，检察机关（只可能在办理其他案件中以询问证人的方式获取间接口供）在立案以前，除自首情形外无法取 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因此，检察根据报案、控告和举报途径获取立案材料进行立案时，无法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现行的立案必须获取口供的认识和作法如不进行改变，新刑诉法生效后，将会使许多案件不能依法进行侦查。
另一种观念和作法是，对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未能证实犯罪实际发生的情形进行立案前的调查（被称谓“初查”），以便收集能够证实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证据。这里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根据新刑诉法第８２条规定：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法进行专门调查属于“侦查”的范畴，将这种专门调查置于立案以前，显然是违 法的；其次，由于立案是刑事诉讼的起点，因此，新刑诉法未规定立案前收集证据的方式方法。检察机关如果在立案前进行证据收集活动缺乏相应的办案手段。第三，检察机关建立初查制度的依据是，刑事立案时必须以客观存在着犯罪事实为前提，但实际上正如前述，我国刑诉法中对举报途径的立案只规定了主观认识标准，并未要求客观上必须实际存在犯罪事实才能立案，所以，建立初查制度的并没有法律依据；第四，由于没有法律依据进行“初查”，必然会导致需要采用一些侦查手段不能使用或滥用。从司法实践看，这种立案前的专门调查已实际造成了许多不良后果。基于上述几点，笔者个人认为检察机关应当取消初查制度。审查立案材料应当主要采用书面审查方式，必要时，可以要求有关单位和个人提供更详细的立案材料。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司法实践中，为了确定管辖分工或举报材料的某些内容（如案发单位和嫌 疑人是否存在等），需要到有关单位了解情况。笔者认为，由于这类活动的目的不是为了确认犯罪嫌疑人是否实施了犯罪，因而与上述讨论的初查制度无关。

三、关于立案的手续标准

立案是开展刑事诉讼活动起点，也是将某事件列为诉讼对象的标志。因此，立案必需办理相应的诉讼手续。
探讨立案手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应当办理的审批手续，即由谁来确认诉讼开始的问题。二是应当办理的文书手续，即采用什么文书来记载诉讼开始的问题。
立案的审批，包括负责审查立案材料或发现犯罪事实的办案人员请示立案和具有批准立案职权的检察官批准立案两个过程。立案请示不涉及法律制度，而批准立案则涉及到检察官的职权问题。根据检察院组织法和检察官法规定的检察官职责，笔者个人认为，检察长或经过授权的分管检察长即可以批准一般案件的立案。遇有重大、疑难问题时才需要经过检察委员会讨论，再由检察长或分管检察长批准立案。在现行刑诉法执行初期，大部分检察机关对立案实行检察长或分管检察长审批制，即一般案件由检察长或分管检察长批准即可立案侦查。到８３年左右，刑事立案只针对犯罪事件的认识逐步被接受，且绝大部分案件立案后就进入公开侦查， 某些基层检察机关为了把好“立案关”，将所有经济罪案的立案均交由检察委员会或检察长会议批准立案。８４年以后，这种立案审批手续被当做经验在全国推行。目前全国大多数基层检察机关均实行检察委员会批准立案制度。同时，对于犯罪嫌疑人为人大代表的案件立案还需要报人大常务委员会 审批。但从司法实践看，这种繁杂的立案手续（办案人至少进行两次以上的立案请示汇报）带来的弊端较多，最明显弊 病的有两点：一是，由于立案必须召集检察委员会，以至于一些必须马上立案以便采取侦查措施案件得不到及时立案， 贻误战机；二是，在许多情况下，为了及时获取证据，侦查人员不得不在立案前就采取有关的侦查措施，收集和固定证据，导致立案环节形同虚设。
立案时需要制作哪些和什么内容的文书，主要涉及到如 何理解立案文书的诉讼意义问题。笔者认为，立案文书，是记载立案依据、审批过程的书面文件。其法律意义在于表明某检察机关对某事件已作为刑事案件进行侦查。这类文书既不体现对犯罪嫌疑人所要采取的具体强制措施，也不需要向 其他个人、机关、组织进行传递。因此，通常情况下，立案 只需要制作《立案请示报告》。该报告包括应由办案人员写明的案由、立案材料来源、已发现的犯罪事实或认为存在的犯罪事实、已确认的犯罪嫌疑人概况、立案的法律依据等和由批准人填写的审批意见。对重大、复杂案件还可以另制作《立案备查表》，以记载经检察委员会讨论立案的过程和结果。
笔者认为现行的《立案决定书》应当废除。理由有三： 第一，该文书是对《立案请示报告》文书的重复，没有制作的必要。前面已谈到，立案文书的意义在于记载某事件已作 为刑事案件进行侦查。《立案请示报告》完全可以记载立案 情况，无须再增加一份意义相同的文书。第二，该文书的标题使用不恰当。一则根据新刑诉法规定，检察机关对出现法 定立案情形事件“应当立案”，而不象侦查终结和其他法律 监督中给出可选择的“决定”权，因此，该文书中的“决定”二字是否的恰当值得探讨；二则，立案是检察机关内部的文书，检察机关没有向其他个人、机关和组织传递的该项文书 的诉讼义务，而带有“书”字的法律文书的中“书”的含义指的是传递诉讼信息文件，由于立案文书无须传递，也就没 有必要称“书”；第三，该文书的内容不实用。一则，该文书必须填写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司法实践中在遇有未明确犯罪嫌疑人的案件立案时无法制作立案文书；二则，该文书是检察长签发，但实际工作中，由于立案不一定均由检察 长批准，且检察长也不可能对所有《立案决定书》均进行审查，这一签发手续往往是不真实的。
另外，由于立案被视为反映打击经济犯罪力度的指标， 一方面，立案时层层把关、手续繁杂，撤消案件则被视为立案不准，把关不严，致使一些经过侦查未能查明犯罪而应当撤销的案件不撤，造成了错案或其他影响检察机关威信的后 果发生；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在“初查”阶段已实际进行了大量侦查活动，但由于“初查”结果，没有犯罪事实或无法取得犯罪证据，因而未能作为立案，致使司法实践中大量已经实际进行的侦查活动的工作量得不到客观的反映。
综上所述，检察机关在贯彻和执行新刑诉法的过程中，需要对近十几年形成的经济罪案的立案观念来一个彻底的转变，准确地把握立案的法律标准，正确地理解法定审查立案 材料的含义，简化立案手续，以便于正确地执行刑诉法，依法打击贪污、贿赂犯罪。

此文发表于《政法论从》１９９６．６期
WTO带给民航公安机关的挑战和思考

张昭辉


2001年11月10日，中国正式加入WTO。而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已敏锐地感觉到WTO带来的冲击，如何与时俱进，应对我国入世的新局面，这也是新形势交给经受了改革开放锤炼、经历了“三讲教育”和“三项教育”洗礼的全国公安队伍的一个新课题。从各媒体上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经济发达的南方还是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或开办WTO知识讲座和学习班，或制订符合WTO基本原则的便民工作措施，都纷纷采取举措应对入世。基于这种紧迫感、危机感，我们民航公安机关确实需要集思广益，冷静应对，要真正从意识和观念上主动适应WTO的总体要求，全面提高自身素质。
中国入世，首先是政府入世。入世对我国最大的挑战，是对政府职能、行政体制和管理方式的挑战。我国入世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将主要承担三大职责：第一，我国政府必须保证WTO规则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实施。第二，我国政府必须保证管理经济行为的公开、透明。第三，我国政府必须保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其实施的管理经济的行为有向法院提起司法审查的权利。WTO对中国最深刻的影响在于它推进了中国的法治进程。概括起来，这种影响就是“深刻、全面、强烈”。“深刻”在于WTO将影响中国的公法制度，推动政府行为走向法制化；“全面”是指WTO的影响涉及中国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各个方面；“强烈”则是说WTO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和贸易审查制度以及其他WTO的监督机制将使中国政府面临一种前所未有的强大的推进法治的外在动力。为了保证我国政府入世后能全面履行上述三大职责和相关承诺，我们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和观念，改革行政体制和方法，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而作为民航系统行使政府管理职能的执法部门，民航公安机关必须认识到在这种形势下自己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方能从容应对，立于不败之地。
有学者指出入世后公安工作将面临以下挑战：一是境内外敌对势力、敌对分子的战略颠覆和渗透将更为直接和露骨，政治领域的斗争将更为尖锐复杂；二是产生大量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尤其是入世后经济领域中因劳资矛盾、社会福利保障、失业、金融风险、产业调整等各类利益冲突和矛盾有可能增多，将会引发许多社会不安定因素，带来很多的社会问题；三是入世后刑事犯罪领域会出现更多的涉外案件、经济案件、跨境案件，而且犯罪手段日趋复杂化、智能化，打击犯罪的任务更加繁重，国际间的警务交往和合作将大量增加；四是入世促使国内外财物流动、技术交流和产业调整，国际间交往频繁，涉外警务工作繁重；五是入世后西方的思想观念、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强烈冲击将增大稳定公安队伍、提高公安队伍战斗力的难度。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民航形成了我国为数不多的几个自然垄断行业之一，市场化程度低，计划经济色彩浓，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民航公安的工作方式和思想观念。入世之后，民航业的对外开放的力度和深度只会更进一步加强，对民航公安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加入WTO之后，民航公安机关首先必须正视自我，彻底解决下述不足之处：
1、现有的民航公安机关组织体制、管理机制难以适应入世后的挑战。民航公安是受民航总局和公安部双重领导的，由于历史的原因，民航总局既代表国家行使行业行政管理职能，又是民航业国有资产的管理者和代表人。民航公安的经费和人事由民航总局控制，由于机场建设投资主体的多元化，部分民航公安机关的经费实际上已被某些控股机场的企业控制。在这种格局下，出于部门利益和企业经济效益的考虑出现行政干预执法、狭隘的部门保护主义等违法现象就不足为奇了。公安机关是法律职能部门，在现有体制下，企业过多干预民航公安的执法权，这和我们依法治国主旨是背道而驰的，是与依法行政的治国方针不相符的，更不能很好发挥公安机关独立、依法行使职权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尽快理顺现有民航公安机关组织体制已是当务之急。在管理机制方面，民航公安机关的警务工作将面临从传统的管理型向现代的服务型转化，从被动型向主动型转化，从经验型向法制型转化，从规范型向科技型、智能型转化，现代管理方式将随着民航业更深层次更大范围的对外开放而带动民航公安工作的国际化。这种变革是深刻而又全面的，也是我们民航公安机关不可多得的发展机遇。
2、民航公安机关传统的治安管理模式活力进一步受限。入世后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将进一步促进利益的再分配和新的利益格局的形成，可以预见的是将有为数不少的外资挟资金、技术和管理水平的绝对优势参与到我国民航业的竞争中来，进一步市场化的民航运输企业和机场将不得不承受强大的外部市场竞争压力和经济全球化的压力，传统的经营管理方式、生产秩序、利益格局将受到冲击，势必造成民航内部的不安定因素增多，内部和外部的治安形势会相对严峻起来，将增加民航公安机关对内、外部治安工作防范、控制和管理的难度。
3、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将挑战民航公安机关的传统工作方法。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生活中的广泛应用，一方面体现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对民航业的飞速发展的强力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也“培育”出具有高智能、高技术、高危害性的新型的犯罪形态和犯罪成员，不法分子的犯罪成本降低，而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性则剧增。目前，民航公安机关的工作方式还是依赖传统，还存在信息化基础薄弱，新技术新成果转化率低，民警科技素质和使用先进技术手段的能力不高等问题，缺乏必要的科技强警意识。
4、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增加，将影响民航空防安全。加入WTO以后，我国将面临范围、程度更广更深的开放形势，现有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利益格局都会发生深刻的变革，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我国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将受到严峻的考验，在一定程度、一定阶段，社会矛盾可能会激化，不安定因素激增，这必然会影响到民航内部的稳定；美国“9·11”事件表明：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借助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乘机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借以实现其政治目的，这已成为一种令人不安的新趋势，境内外敌对势力针对民航的有组织犯罪和涉黑性质的犯罪活动也有可能借鉴本拉登的成功“经验”蠢蠢欲动，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
5、缺少国际交流与合作，应对国际性犯罪的经验少。入世后经济全球化程度日益深化强化，国内外人、财、物流动、技术交流、产业调整和国际间交往将更加频繁，由于我们缺乏外事管理经验，缺少专门的外事管理人员，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会难以适应。同时在政治领域，境外敌对势力、黑恶势力、邪教势力也会通过各种形式进入国门，其迷惑性、隐蔽性、破坏性更强，境外新的犯罪手段也将不断传入，境内外势力勾结犯罪案件将会出现，其团伙化、智能化、流动性加强。面对新的犯罪手段，民航公安机关预警性研究、前瞻性研究相对滞后，民警的外语水平低、国际法律知识贫乏和处理涉外警务活动经验不足，适应世贸规则的培训教育少，民航公安机关的工作将更富有挑战性。
6、管辖范围广、人员素质不高制约民航公安机关的发展。民航覆盖范围广泛，而且地区性发展不平衡，经济差距比较大。各地区的社会治安状况千差万别，民航公安机关管辖范围广、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民警素质相差悬殊等现实情况。总体来说，民航公安机关民警文化程度、业务素质相对较低，专业技术人员短缺，特别是计算机、外语、涉外法律人才更是缺乏。入世后我们将全方位的和世界接轨，民警的服务对象和工作内容将“国际化”，目前的民航民警的政治、业务、文化和法律等方面的素质还很难适应国际化挑战，不少民警年龄趋于老化，难以接受新的工作方式，知识急待更新。短期很难适应民航公安工作“国际化”的挑战。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离骚》中的这两句诗的确是发人深省，催人奋进。面对挑战，我们必须结合民航公安工作实际，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大胆创新，与时俱进，采取切实措施强化“二种意识”，提高“三个水平”。
强化“二种意识”，即强化前瞻意识和创新意识。首先，要进一步强化前瞻意识，牢牢掌握公安工作的主动权。面对“入世”，民航公安机关要全方位、多层次地认清国际和国内形势，把握整体和局部发展趋势。全方位就是要有大局意识，能从整体上看问题，从政治上见利害，不为局部的成绩而陶醉，不被一时的假象所迷惑，超前把握、防控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多层次就是要求各级民航公安机关，特别是领导干部应具有“窥一斑而知全豹”的判断决策能力，准确判断发展趋势，既把握大局，又因地制宜，以变应变，争取主动。其次，要进一步强化创新意识，以改革求发展。应对WTO，我们要有新思维、新思路，大胆探索，勇于创新，不断开拓公安事业发展的新局面。要改变过去那种自我封闭的工作方式，加强与周边地区乃至世界各国警方的交流合作，大胆借鉴先进的警务工作经验，开拓民航公安工作新路子。
提高“三个水平”，一是着力提高文化法律水平，自觉适应新形势和新的斗争要求。加入ＷＴＯ后，对公安民警的整体素质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要通过在岗、在职培训，加大民警再教育的力度，不断“充电”，使广大民警尽快了解、熟悉和掌握金融、税收、外贸、英语、ＷＴＯ等方面的知识，培养一支既熟悉民航公安业务，又掌握现代经济知识内涵和ＷＴＯ运行规则的民航公安队伍。二是着力提高公安执法水平，充分履行打击犯罪和保护群众的职能。WTO规则要求我们必须尽快提高依法办事水平， 要把公正文明执法作为生命线，牢牢贯穿于各项工作之中。要大力提高执法效能，有效遏制刑事犯罪的高发势头，特别要重视针对民航系统的有组织犯罪、经济犯罪、网络犯罪、暴力犯罪的侦破打击工作，决不能让其危害民航的健康发展，更不能让其形成蔓延之势。三是着力提高服务水平，积极营造良性互动的社会治安和投资环境，维护民航安全生产和空防安全。治安行政管理工作必须全面向国际通行规则靠扰，确立全新的服务意识和管理观念。按照国际惯例，调整、改革公安行政管理制度，实现与国际警务活动的拉轨，力争达到手续简便化、规则公开化、程序规范化、操作科学化的要求。要强化警务公开，为经济发展提供公开、公平、公正的“阳光”环境，以公开促公平、公正，以公平、公正求廉政，以廉政树形象，为我国新世纪经济腾飞提供更加良好的社会治安和投资环境，为我国民航事业的腾飞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