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设银行国际业务请示报告制度
建设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国际业务请示报告制度
建设银行
(1998年11月1日起施行的《中国建设银行国际结算远期信用证业务管理规定》将本文中有关远期信用证业务的规定废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适应我行开展国际业务的需要，加强内部管理，根据国家外汇管理的有关规定并结合我行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建设银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计划单列市分行和经总行考核批准的视同一级分行管理的二级分行（以下简称分行）。
第三条 本着既强化管理，又促进业务发展的原则，总行可根据某一分行的资金实力和经营管理情况，调整本制度适用于该行的有关规定。
第二章 外汇担保
第四条 本制度所称外汇担保，系指以我行名义向债权人（包括境内外机构）承诺，当债务人未按合同规定偿付债务时，由我行履行偿付义务的保证。包括我行外汇担保业务内部管理规程所列十六种外汇担保和保函加保、备用信用证等一切构成我行或有外汇负债的担保。
第五条 经批准开办外汇担保业务的分行，出具外汇担保的总额不得超过自有外汇营运资本金的10倍。如情况特殊，需超过10倍限额的，应事先书面报总行批准。
第六条 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可经营外汇担保业务的分行，开出投标保函、履约保函、预付款保函和留置金保函，其单项外汇担保（包括担保的展期、修改，下同）金额与收存保证金的差额超过200万美元（包括200万美元，或其他等值外币。下同）的，应向总行书面请示报告，
并附与担保有关的文件；其他种类的保函，不论金额大小，均需逐笔报总行审批。
分行对同一外汇担保申请人提供的有效外汇担保累计金额与收存保证金累计金额的差额超过200万美元时，必须逐笔报总行审批。
分行在出具外汇担保时，不得将同一标的担保分段开立或采取其他化整为零的做法开立。
第七条 总行国际业务部审查分行正式行文上报的外汇担保，应在文到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提出处理意见。超过规定期限的，视同总行同意。在此之前，分行不得出具任何形式的意向担保、意向承诺等文件。
第三章 外汇贷款
第八条 本制度所称外汇贷款，系指利用我行吸收的外汇存款和外汇营运资本金向境内外机构发放的外汇固定资产贷款（即外汇会计制度上所称中长期外汇贷款，下同）和外汇流动资金贷款（即外汇会计制度上所称短期外汇贷款，下同）。
第九条 凡单项外汇固定资产贷款（包括贷款合同的展期、合同主要条款的变更）金额超过200万美元（包括200万美元）和单项外汇流动资金贷款金额超过500万美元（包括500万美元）的，应书面报告总行批准。
分行向同一借款人发放外汇固定资金贷款时，如该借款人原有外汇固定资产贷款尚未还清且新申请的外汇固定资产贷款金额与原贷款余额、尚未提款金额三者之和超过200万美元的，必须逐笔报告总行批准。
分行向同一借款人发放外汇流动资金贷款时，如该借款人原有外汇流动资金贷款尚未还清且新申请的外汇流动资金贷款金额与原贷款余额、尚未提款金额三者之和超过500万美元的，必须逐笔报告总行批准。
第十条 总行国际业务部审查各分行上报的外汇贷款申请，应在文到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提出处理意见。如超过规定期限，视同总行同意。在此之前，分行不得出具任何形式的意向书、承诺书等文件。
第四章 国际结算
第十一条 分行凡开具少收保证金金额在200万美元（包括200万美元）以上的信用证时，应事先报总行审批。
分行为同一客户开出信用证的累计金额与收存保证金累计金额的差额超过200万美元时，应事先报总行审批。
第十二条 分行凡开出远期信用证（指所有不同期限的非即期信用证，不论期限长短，均视同远期信用证），金额超过100万美元（包括100万美元）时，不论保证金是否收足，必须事先报总行审批。分行不得开立一年期以上的远期信用证。
第十三条 分行开立红条款信用证，不论金额大小，均应收足预支部分保证金，并应事先报总行审批。
第十四条 国外银行开来信用证要求我行加保兑时，分行均应事先报总行审批。
第十五条 总行国际业务部审查分行上报的开证申请材料，应在文到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提出处理意见。如超过规定期限，视同总行同意。
第五章 信贷限额
第十六条 本制度所称信贷限额，系指我行根据客户的资产负债情况、财务情况、信誉综合情况等而给予客户的在一定期限内有权使用一定资金或信用保证的综合限额。
信贷限额包括外汇担保、外汇固定资产贷款、外汇流动资金贷款和开立信用证（含担保提货），以及进出口贸易项下融资和其他利用我行资金或信用的业务方式。各类信贷限额之间不得互相串用。
第十七条 分行对某一客户提供外汇担保、外汇固定资产贷款、外汇流动资金贷款和开立信用证等业务的信贷限额总和不得超过600万美元。凡对某一客户的单项业务符合本制度第二、三、四章的有关规定，但各项业务的总和超过600万美元的，分行应事先书面报总行批准。
总行可根据分行的资金实力和管理情况核增或核减分行的信贷限额。
第六章 合资企业
第十八条 本制度所称合资企业，系指在法律规定范围内以我行自有外汇资金入股与国内外金融机构在境内合资创办的合资、合营金融企业。
第十九条 分行原则上不得与国内外机构兴办合资企业。如确因工作和业务需要而兴办合资企业时，应书面向总行请示，经总行批复同意后，才能履行其他报批手续，并正式对外谈判、签署意向书。在正式签署合资企业的章程、合同前，应报总行核批。
第七章 境外投资和境外公司
第二十条 本制度所称境外投资，系指在境外（含港澳地区，下同）设立各类公司或者购股、参股当地的各类公司，从事经营性活动的行为。
本制度所称境外公司，系指在境外采取独资、合资、挂靠其他单位等方式设立的各类公司。
第二十一条 分行及所属机构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境外投资或设立境外公司。如确有需要，应事先书面报经总行批准；未经总行书面批准同意，不得进行对外谈判或与外方签订任何形式的意向性协议。
第八章 境外借款
第二十二条 本制度所称境外借款，系指向外国政府、国际金融组织、境外金融机构或企业借入的外汇借款，包括政府软贷、出口信贷、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商业贷款、境外发行有价证券以及利用短期外债指标进行的同业拆借等各种构成我行对外负债的外汇借款。
第二十三条 我行系统的境外借款业务，原则上由总行统一办理。
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可经营境外借款业务的分行，凡已由当地政府同意核定境外借款指标的，应向总行提出报告，经总行批准后方可办理境外借款业务。
第二十四条 所有境外借款，应由分行报经总行批准后对外谈判和签约。分行不得擅自对外谈判、签约或出具任何意向性文件。
第二十五条 分行在争取地方政府或项目单位的委托办理境外借款时，应事先报总行批准。
第九章 代理行往来
第二十六条 与境外银行建立代理行关系由总行统一办理。分行一律不得自行与境外银行直接建立代理行关系。
分行因业务发展，需要增加境外代理行时，应向总行报告，由总行统一安排建立。分行凡遇有境外银行前来洽谈建立代理行关系时，应报告总行或请对方迳与总行联系。
第二十七条 我行向境外代理行提供的控制文件（包括签字样本、密押、费率表），由总行统一制定和发送。分行不得制定控制文件向境外银行提供。
分行收到境外代理行寄来的密押，应由专人负责保管和使用，如发现有泄密迹象，应立即报告总行。
第二十八条 二级分行不得拥有境外代理行的密押。如有特殊情况，应报总行批准，并由总行核发。
第二十九条 我行在境外代理行（包括国内外资银行）的帐户，由总行统一开立、管理，供各分行使用。未经总行批准，分行不得独立在境外开立帐户。
第十章 资金管理
第三十条 分行进行代客外汇买卖，应通过总行办理。分行如需自行办理，应事先报经总行批准。分行进行代客外汇买卖不得持有10万美元（或其他等值外币）以上的隔夜外汇敞口头寸。
分行不得进行以投机盈利为目的的自营外汇买卖业务。
第三十一条 分行不得直接与境内外金融机构进行外汇资金拆借业务。分行之间不得直接进行系统内外汇资金拆借业务。
第三十二条 未经总行授权，分行不得参加当地外汇交易分中心的交易。因业务需要而要求加入当地分中心的分行，应事先提出书面申请，经总行批准后方可进场交易。
第三十三条 分行未经总行授权或批准，不得使用衍生金融工具和参加国际金融信息系统协议，有关业务应在报经总行批准后方可办理。
第十一章 外汇清算
第三十四条 我行外汇资金清算实行总行集中清算制。分行在行使二级清算职能时应制定清算帐户管理办法并报告总行。
第三十五条 分行应于每月10日前将上月未达帐清单报告总行。
第三十六条 分行收到误投或无头报单，应在两个工作日内报告并退回总行。严禁占压误汇入本行的资金。
第十二章 外事管理
第三十七条 分行行长级干部（指副厅级以上干部）和分行6人以上（含6人）组团出国访问、考察、培训等，均应事先报总行审批。
分行及所属机构的人员不得参加当地政府赴海外的招商团出国招商或参加与外汇贷款有关的出国考察。如有特殊情况必须参加的，应事先报总行批准。
第三十八条 分行及所属机构副厅级以下干部和6人以下组团出国访问、考察、培训等，应由分行负责审批。分行不得将外事审批权限下放给所属机构。
第三十九条 因工作需要需办理赴港澳多次往返护照、签证的，应按本章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规定的审批权限分别情况报总行或分行审批。
第十三章 综合管理
第四十条 分行国际业务的分流或国际业务管理体制的变更必须事先报经总行批准。
第四十一条 分行所属机构如需开办外汇业务（包括自营和代办）或扩大外汇业务范围，均应事先向总行申请，在获得批准后方可向外汇管理部门报批；经批准开办自营外汇业务的机构在正式对外营业前必须经总行（或授权分行）验收合格。
第四十二条 分行外汇业务范围发生变更，以及分行国际业务部的办公地址、电话、电传号等发生变化，均应及时报告总行国际业务部，并应抄送全行其他分行。
第四十三条 分行国际业务部的总经理、副总经理不得在其他部门兼职。分行对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副总经理的任免，必须事先征得总行同意。
第四十四条 分行发生的业务事故和案件，必须在发现后立即电话或传真报告总行并在三个工作日内书面报告总行。
第四十五条 分行应按总行有关规定，按期报送国际业务财务会计报表、结售汇有关报表和统计报表。总行将定期考核分行的报表质量。
第四十六条 分行根据业务需要制定的有关国际业务的规章制度，以及依据总行有关文件制定的实施细则，应报送总行国际业务部核备。
第四十七条 分行应在每年1月20日前向总行书面报告上年度国际业务工作总结和本年度工作计划。
第四十八条 分行应在每年年初按规定及时向总行上报本年度的外汇财务计划和外汇信贷计划及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方案。
第十四章 附 则
第四十九条 凡违反本制度有关规定的分行，总行可视情节轻重对该行给予通报批评、调整业务授权和存贷比、追究分行国际业务主管行长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领导责任等处理措施。
第五十条 本制度由总行国际业务部负责解释。
第五十一条 本制度自1996年5月1日起施行。总行建总函字（90）第394号文印发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国际业务请示报告制度》同时废止。总行其他制度、规定凡与本制度规定有抵触的，均以本制度为准。
1996年4月15日
试论农民工居住权保护
钱贵
一、农民工的居住现状
(一)农民工居住条件恶劣
改革开放30年来，已有大量农村劳动力流人城市，农民工在城市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独立社会群体，其居住方式也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城市社会经济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农民工与城市户籍人口相比，在居住条件上存在许多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住房条件简陋
据建设部统计，首先在人均占有面积上，2002年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为22平方米左右，每户平均住宅建筑面积达到70平方米，农民工人均住房面积只有城市居民的1.3，拥挤是其最大特征。许多房屋还承担着工作等其他用途，建筑结构不稳定。再从住房质量指数上看，农民工的住房质量指数远低于当地居民。上海市农民工的住房质量指数是0.53，当地居民是0.84，北京市农民工的住房质量指数是0，钙，当地居民是0.82。因此存在着～种不和谐的景观，即一边是建筑标准较高的市民公寓、市民别墅，人均居住面积70—100平方米，而另一边则是农民工聚居的拥挤破烂的窝棚拉。
2、居住设施简陋
在厨卫及饮水方面，住房内无厨房的农民工占了45.7%，户籍人口仅为3.O%。炊事以煤气为主的农民工占76.8%，户籍人口为98.4%，但使用煤炭和柴草等较落后方式的比例农民工为2.3%，户籍人口为0.8%。厕所能使用抽水式马桶的比例农民工为25.2%，户籍人口为89.3%。无洗澡设备的农民工也很普遍，占76.9%，户籍人口为17.2%。饮用自来水的比重相对较高，农民工占全部家庭户的92.5%，户籍人口为99.8%。据统计，北京的流动人口家庭户中有59.4%，住房内无厨房，82.3%无洗澡设备，66.8%，无厕所，若参照联合国关于居住条件的分类，北京至少有半数以上的流动人口生活在近似于贫民窟的住宅中。
3，住房支出昂贵
在住房费用上，流动人口租房费用高于户籍人口，租房费用主要集中在l 00至500元之间，占75.3%，而户籍人口的租房费用在100元以下的占55.5%，其次是100至500元，占39.7%。这说明流动人口只能以市场价格租赁房屋，而户籍人口的房租费低于市场价格，很显然获得了一定的福利补贴。在购房费用上，大部分流动人口的购房费用集中在10万至30万元之间，约占53.7%，而绝大多数的户籍人口购房费用都在10万元以下，约占80.3%。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城市居民可以低价购买经济适用房和房改房，而流动人口因受户口的限制不能享受这些优惠政策。
4文化生活贫乏
农民工也需要精神食粮的补充，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目前，各级政府都把“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作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来抓，以确保党和政府的声音传人千家万户，丰富农民的业余生活。但是进城的农民工却因为流动频繁、经济条件差等原因而与这项文化工程“失之交臂”。不论是从三五成群的农民工在街上闲逛，还是从一些农民工挤在临街的小店看电视的情景，都不难看出他们精神生活的贫乏和对业余文化生活的渴望。
(二)农民工居住环境堪忧
1、在居住区位上，农民工郊区化居住特点明显大部分农民工因为房价等因素而在郊区居住。目前，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尚未成熟，城市人口的分布还具有中心城区密度高、郊区密度低的特点，因而，郊区土地及住房都相对便宜，从而成为农民工聚居的首选区位。例如，北京市1996—2000年5年内由外省来京的农民工人口中，有61.9%，居住在近郊区，28.8%，居住在远郊区县。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北京、杭州、无锡、苏州的农民工在郊区居住的比率逐年上升而且占据了一个极大的比重，均达到60%以上。对于我国城市化不发达的今天而言，大量外来务工人员聚居在社会公共设施不完善的郊区，也必然使得他们根本享受不到城市的公共设施与服务，以及其他城市便利。
2、在居住方式上，农民工与城市文明隔离严重农民工的居住方式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村落型”聚居，即集中租住城市边缘地区，形成居区，第二种类型表现为集中居住在单位宿舍或一工棚，第三种类型是分散居住在城市家庭中或分散于城中租房居住。前两种类型的聚居区都具有封闭、独立、与城市文明接触不多、游离于城市主流社会之外的特征，因此完全受到城市居民的排斥，第三种类型也不代表他们融入了城市，相反他们心理上的漂泊感更强烈。
3、在居住分布上，农民工聚居区治安令人堪忧流动人口主要聚居于环境条件较差的“城中村”，这些场所一般位于城乡接合部，社会治安状况比较差。由于这些地区缺乏有效的管理，这些地区成为犯罪高发区域，不能很好地保障农民工的生命财产安全。另外，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在近一两年里表现出人口由中心城区向郊区迁移的特点，中心城区人口向郊区的迁移逐步提高了郊区的土地价格，因此进入大城市的农民工获得住房的成本逐渐增加，许多农民工开始倾向于选择非法住宅。非法住宅常被称作“边缘住宅”，这类住宅所形成的聚集区常常是缺乏管理与服务的，汇集三教九流，容易成为藏污纳垢、滋生犯罪的场所。
二、立法保护农民工居住权
(一)居住权立法之必要性
居住权是公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是公民生存的基础，主要是指公民有获得适当居住条件的权利，其作为一项重要人权在性质上应属于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公民享有居住权意味着国家必须积极地提供和保障公民享有居住的机会和条件，它是一项积极的社会权利。
首先，保障居住权是国家义务。居住权的实现要受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然资源状况、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化背景以及个人、家庭收入等条件的制约，特别是对于低收入而又没有占有更多资源的人而言，实现居住权在客观上具有很大的难度。因此，仅仅依凭权利主体自身的努力并不能完全实现居住权，政府应该依法通过运用公共权力对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给予中低收入群体以特别的物质保障，或者运用公共权力，通过创造条件、排除妨碍等方式，给予中低收入群体以特别的精神、道义保障，或者双管齐下，两者兼而有之。从这个角度而言，居住权是居民的权利，对于国家来说则是一项义务。
其次，确立居住权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当前由于中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贫困化。同时也由于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而造成的贫困和中低收入群体相对剥夺感的不断增强，他们最先也最强烈地感受到了社会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成本与代价。现阶段我国一些地方中低收入群体集体上访、堵交通、围攻政府等现象的不断出现，说明解决社会中低收人群体问题，事实上已经成了改革过程中不容回避的问题。而在城市中低收入者中，农民工这个特殊的群体占了很大的比例，他们的居住问题在当前显得尤为重要，农民工住宅问题如若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则势必会影响我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
(二)确立居住权宪法权利地位
宪法上的居住权和民法上的居住权的内涵大相径庭，即宪法上的居住权是国家提供必要的房屋供公民占有使用，目的是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民法上的居住权是公民对自己或他人的房屋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主要是解决具有某种血缘关系、长期共同生活关系或者其他特殊关系的公民之间对房屋的占有使用的权利的问题。要从根本上保证人民的居住权，最直揍、最有效的保障方法就是把居住权写进宪法。
首先，居住权是公民生存的基础。它与公民生活密切相关，在公民权利体系中居重要地位。我国宪法和现行法律尚无关于居住权的规定。而现实生活中征地拆迁等造成公民居无定所的事件司空见惯。社会弱势群体无力负担昂贵的房价，缺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问题日趋严重。确立公民居住权宪法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次，确立居住权的宪法地位是权利发展的必然趋势。居住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已得到很多国家宪法的认可。居住权与公民生活密切相关，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缺少的物质条件，亦应该作为一项基本人权成为公民重要的社会权利。到现代社会，人口日益增多，土地资源紧张，房价居高不下，严重地影响和制约了公民的生存与发展，居住权在公民的社会权利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是公民生存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居住权已经成为公民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权利，是公民享有其他权利的基础和条件。
三、制度保障农民工居住权
随着我国工业化的速度不断加快，更多的农民工会继续转移到城市，各省市纷纷出台“城中村改造”、“政府廉租房”等政策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但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除了确立居住权宪法权利，还必须从制度上保证农民工的居住权，帮助他们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
(一)建立统一的户籍制度
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构建我国“平等国民待遇”的最大的制度障碍，也是造成农民工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居住保障的问题，让进城农民工享有市民待遇，就必须从我国的现状出发，从源头抓起，彻底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全新的一元户籍制度，根本改变“同居一城，群体隔离”的局面，这样才能消除长期存在的二元体制，确保社会制度公正旧。
所谓一元制模式，是指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两种户口类型，实行全国城乡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户口，切断社会待遇与户籍之间的联系，恢复户籍的本来面目。在当今中国的现实条件下，一元制优于二元制。首先，从公民权益的维度来看，一元制优于二元制。社会主义社会追求人们权利与义务的平等，但是，二元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传统户籍制度造成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与二元制不同，一元制则实现了户口面前人人平等。人们获取利益的大小，不再取决于户口的等级，而是取决于个人的努力。其次，从经济发展的维度来看，一元制同样优于二元制。二元制模式一方面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也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状态。
当前，我国各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户籍制度改革所面对的条件也不同。因此，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阶段，可以有不同的选择。要审时度势，因地制宜，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允许各地实行不同的方式改革户籍制度，以最终实现一元户籍制度的目标旧。
(二)完善居住权配套法律制度
农民工作为城市里的弱势群体，由于社会地位较低，当自己的居住权益受到侵害时，不知如何保护。他们几乎没有任何资本同雇佣方讨价还价，更别期望雇佣方会重视解决他们的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住房了。这时就需要政府出面，通过国家和地方法律制度来保障和维护他们的居住权益。而我国自1998年以来，政府虽然颁布了许多经济适用房、廉租房方面的管理办法，如《关于大力发展经济适用房的若干意见》、《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等，但这些都是依靠行政手段进行保障的，立法方面的保障极为匮乏。而且，这些管理办法无一例外都是针对城镇居民的，几乎没有涉及流动人口的住房问题。为此，我们应该加强流动人口住房保障的立法工作，用法律的武器来保障他们的居住权益。
此外，有了相关的法律条文以及规章制度，还需要相关的政府机构来监督实行。经验表明，没有强有力的执法机构，即便立了法，作用也不大。为了保障流动人口的住房政策的顺利执行，有必要建立专门的运作机构，负责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其主要职能是，根据城市的总体规划和住房发展规划，制定针对城市内的流动人口住房发展规划，制定解决流动人口住房问题的各种规章制度、政策和措施，组织协调政府相关部门展开解决流动人口住房问题的各项工作等。
北安市人民法院 钱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