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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办法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1996年10月16日天津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1996年10月16日公布施行）


第一条 为鼓励台湾同胞在本市投资，保障台湾同胞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本市与台湾两地的经济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台湾地区的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作为投资者在本市投资的，适用本办法。
台湾同胞以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投资的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组织作为投资者在本市投资的，以及居住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台湾同胞以个人身份在本市投资的，也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必须依法及时办理台湾同胞投资事宜。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主管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和本办法，对台湾同胞投资者及其企业进行认定，接受台湾同胞投资者的投诉，并负责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台湾同胞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障工作。
第五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在本市兴办企业，应当依照规定向市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申请人应当自接到批准证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到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领取营业执照。
台湾同胞投资者在本市兴办的企业，涉及行业管理或者许可证管理的，在取得国家或者本市有关部门批准文件、许可证后，按照前款规定申领批准证书，领取营业执照。
第六条 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主管部门认定台湾同胞投资者，凭其提供的本市有关主管部门颁发的批准证书和营业执照，其中属于本办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情形的，还须凭其提供的境外企业所有权、股权证明文件和下列证件之一：
（一）户籍证或者其复印件；
（二）身份证；
（三）台湾地区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
（四）其他能够证明身份的文件。
第七条 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主管部门对经过认定的台湾同胞投资者，应当颁发认定证件；对台湾同胞投资者的随行眷属以及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聘用的台湾员工，也应当发给相应的证件。
台湾同胞投资者及其随行眷属以及受聘于台湾同胞投资企业的台湾员工，凭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主管部门颁发的认定证件，可以享受本办法规定的有关优惠待遇。
第八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可以委托亲友作为其投资代理人。代理人应当持有经公证的授权委托书。
第九条 台湾同胞在本市投资可以采取下列形式：
（一）举办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和全部资本由台湾同胞投资者投资的企业；
（二）开展补偿贸易、来料加工装配、合作生产；
（三）开展国际租赁业务，承包或者租赁企业；
（四）购买企业的股票和债券；
（五）购置房产；
（六）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并且开发经营；
（七）以“建设＿经营＿移交”方式投资基础设施项目；
（八）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投资形式。
第十条 本市鼓励台湾同胞投资下列项目：
（一）发电站、热力站、煤气厂、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厂、水利枢纽、城市道路的新建扩建、桥梁、公共交通、环境卫生和园林设施；
（二）公路网中国家级主干线、高速公路和一级汽车专用线；
（三）危陋房屋改造、安居工程和其他住宅建设工程；
（四）国有工业企业改造；
（五）农业综合开发和农业新技术、优良品种引进；
（六）基础原材料和高新技术、新兴产业；
（七）本市鼓励兴办的其他项目。
第十一条 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台湾同胞可以在本市投资经营以下项目：
（一）银行，财务公司，信托投资公司，保险公司，保险经纪人、代理人公司，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金融租赁，金融、保险、外汇咨询；
（二）合资、合作经营商业零售、批发；
（三）合资、合作经营物资供销；
（四）合资、合作建设、经营高档宾馆、别墅、高级写字楼；
（五）合资、合作经营旅行社；
（六）合资、合作经营会计、审计、法律咨询服务；
（七）合资、合作经营进出口商品检验、鉴定业务；
（八）合资、合作经营发展教育、文化的项目；
（九）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台湾同胞可以投资经营的其他项目。
第十二条 本市对台湾同胞投资者的投资不实行国有化和征收；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台湾同胞投资者的投资可以依照法律程序实行征收，并给予相应的补偿。
第十三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在本市投资的财产、工业产权、投资收益和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可以依法转让和继承。
第十四条 台湾同胞投资企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经批准的合同、章程进行经营管理活动，其经营管理的自主权不受干涉。
第十五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依法获得的投资收益、其他合法收入和清算后的资金，可以依法汇回台湾或者汇往境外。
第十六条 经海关批准，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可以设立保税工厂、保税仓库。
第十七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的人身权、财产权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除依据法律、法规以及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之外，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对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另立收费项目或者提高收费标准；不得强制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参加各类培训、评比、赞助等活动。
对违反前款规定的，台湾同胞投资者有权拒绝并向有关主管部门举报。
第十八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及其随行眷属以及受聘于台湾同胞投资企业的台湾员工，在下列方面与本市市民享受同等待遇：
（一）住房租赁费；
（二）住宿费；
（三）医疗费；
（四）私人电话初装费；
（五）乘坐车船费；
（六）子女入托、入学费；
（七）文化、体育、娱乐场所和其他公共场所收费。
第十九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及其随行眷属以及受聘于台湾同胞投资企业的台湾员工，在本市购买飞机票和缴纳购置房产契税时，依照国家规定予以优惠。
第二十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可以依法成立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依照法律、法规和经批准的章程活动，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二十一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因商务或者其他活动需要出境前往其他国家的，可以到市公安机关申请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第二十二条 台湾同胞投资企业的员工可以依法建立工会组织，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应当保障工会组织的正常活动。
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应当依法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集体合同并严格履行，保障员工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第二十三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与他人之间发生的与投资有关的争议，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或者调解解决。
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依据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或者事后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提交仲裁机构仲裁。
当事人未在合同中订立仲裁条款，事后又未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四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向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投诉、申诉或者控告，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台湾同胞投资者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五条 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主管部门接到台湾同胞投资者的投诉，应当对投诉事项进行调查，组织协调有关部门进行处理，并自接到投诉之日起十五日内将处理情况书面答复投诉人。
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主管部门转交有关行政部门处理的投诉，有关行政部门应当及时办理。
第二十六条 扰乱台湾同胞投资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和侵害台湾同胞投资者人身、财产权利，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6年10月16日
对诉讼标的为生效判决所羁束的问题探讨

张朝泓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第（十）项是诉讼标的为生效判决所羁束的。在审判实践中，对如何正确理解适用最高人民法院的若干解释，实务界和理论界中出现了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诉讼标的即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如果已有生效判决对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处理，则除非经过审判监督程序，否则不能再针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理。因为，一事不再理是法律的统一性、稳定性和权威性的要求，在一个裁判经法定程序撤销之前，其具有法律效力，法院不能再针对同一案件进行审理。这对当事人也同样具有拘束力。这里要注意“羁束”一词应严格理解，不能认为，只要与诉讼标的有关就是羁束，比如，民事判决中对于房产证作为证据加以采信并不意味着法院已对房管部门的发证行为作出确认合法的判决，故发证行为并未受到生效民事判决的羁束。[1] 这一观点，强调了民事判决将房产证作为证据采纳并不意味着法院已对该证作出确认合法的判决，也就是说房管局的发证行为并未受到生效民事判决的羁束，如果原告对于该发证行为不服，仍然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
相类似的观点认为，民事诉讼在解决当事人因抵押合同的效力发生的纠纷时，要依赖于需要由行政审判庭管辖的行政机关抵押登记行为合法性问题的解决。如果当事人起诉时或者诉讼中未对涉及的行政争议提起行政诉讼的，由民事审判庭对民事诉讼及有关属于行政诉讼的问题一并管辖，不过，民事审判庭只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形式上的审查，即：只要行政行为外在形式上的表现内容合法，即可以作为民事案件的定案根据。其理论依据是：行政诉讼也应坚持“不告不理”的法律原则，行政诉讼只能由当事人提起，如果当事人没有提起行政诉讼，依法受理行政争议的行政审判庭不能主动立案受理和审理。因此，如果当事人起诉时或者诉讼中未对涉及的行政争议提起行政诉讼的，只能由民事审判庭对属于行政诉讼程序解决的问题进行审查。由于行政行为具有公定力，我国法律明文规定否定行政行为公定力的程序只能是权力监督程序、行政监督程序、行政诉讼程序，而非民事诉讼程序，故民事诉讼程序不具有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功能，民事审判庭只能对属于民事审判附属问题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形式上的审查。[3]
从理论上来分析，房屋权属登记行为是一种行政确认行为，非经确认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其行为是一种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房屋权属登记基于民事行为、行政行为或者司法行为，无论基于那种行为，都是对产权归属关系的行政确认。因此，将权属登记视为民法调整的领域是大错特错，它实际上是行政法发展到今天的重要课题之一。按照正当程序原则，仅仅通过民事诉讼对主合同和从合同的效力的有效性进行审查不足以否定抵押登记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房地产权属登记涉及房地产开发、商品房买卖、贷款等民事法律行为，也涉及权属登记等具体行政行为，一些民事行为通过行政行为确认而产生羁束力。在审判实践中民事审判直接认定房地产抵押合同无效，其必然造成司法权对行政权的不尊重，虽然司法权优于行政权，但是，必须遵循正当程序原则，已经进行房地产抵押登记就推定抵押有效，如果想否定抵押登记的效力，就必须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审判来撤销抵押登记行为，而不能通过民事审判直接否定行政行为。[4]
第二种观点认为：如果一个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已直接或间接地在先前的行政判决或民事判决中作出了确认，当事人对这个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这种情况即为“起诉标的为生效判决所羁束”。对于这种起诉人民法院是不能受理的。因为如果作出的判决与过去的判决是相同的，新提起的诉讼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作出的判决与过去的判决不一样，那法院内部对同一事实同一对象作出了相互矛盾的判决，在诉讼上也是不允许的。要避免上述情况的出现，就必须确定这样一个原则，只要起诉的标的为生效的判决所羁束，法院就不能受理；当事人如果对先前的判决有意见，只能通过再审程序撤销原来的判决，否则就没有提起行政诉讼的可能性。[5]
相类似的观点认为，根据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行政审判实践，应当注意，基于同一事实而产生的行政案件和民事案件，要防止分别作出判决而出现裁判冲突。近几年来，在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和民事案件中，往往存在基于同一事实而产生的行政案件和民事案件分别审判实体内容相互冲突的情形，不仅有损司法裁判的严肃性，也影响了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实现。对此，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解决。首先，在审理行政案件过程中，如果发现同时存在基于同一事实而正在审理的民事案件，应当本着此案的审理以彼案判决结果为依据的原则，确定审理的先后顺序；其次，如果民事案件已经作出判决，而且对行政案件的审理产生拘束力，应当中止或者终结行政案件的诉讼；第三，如果民事案件的裁判确有错误，应当通过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审判监督程序处理。[6]
第三种观点认为：《若干解释》第44条第一款第（十）项规定的“诉讼标的为生效判决的效力所羁束”，既指为生效判决内容所羁束，也包括为生效判决的认定所羁束。当然在司法实践中，主要的问题是后者。从司法裁判的主体上看，无论是何种形式作出的裁判，都应当被视为法院作出裁判，具有约束力。因此，从理论上讲，法院的一个审判庭作出的生效裁判对本院其他审判庭有约束力。相对人对生效裁判所认定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不应当受理。当然从司法程序的角度看，有一定的道理。的确，在民事诉讼或者刑事诉讼中，法院往往仅将具体行政行为作为证据审查，而且这种审查缺乏行政机关参加的对抗辩论程序，可能导致对具体行政行为的错误认定。民事或者刑事生效裁判一般只能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但无权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因此，若相对人认为民事或者刑事裁判认定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错误，相对人又不能提起行政诉讼。于是，这在实践中，可能存在一个被生效裁判错误认定为合法但无法撤销的具体行政行为。之所以存在这种问题，是因为我国司法体制本身存在的问题。法院进行司法解释时需要作必要的衡量。司法解释首先应当符合法学的基本原理，至于制度上可能出现的问题，可以通过改革制度来解决问题。对于该项规定可能出现的问题，同样可以通过建立新的制度来解决。
上述论及的是诉讼标的为同一法院生效裁判所羁束的问题。对于不同法院所作的判决，则应当作不同的处理。这是《若干解释》未涉及的问题。从该项规定的文字表述上理解，生效判决包括所有法院的生效判决。诉讼标的为上级法院生效判决效力私所羁束的，对于当事人的起诉，法院不应当受理。但诉讼标的为下级法院生效判决所羁束的，上级法院则应当有权受理。这在法院司法权等级理论上是可以得到支持的。至于诉讼标的为其他非上下级关系法院生效裁判所羁束的，法院也可以受理。[7]
以上是三种不同的理解，笔者偏向第一种观点。民事判决中对于房产证（包括产权证、他项权证等）作为证据加以采信并不意味着法院已对房管部门的登记、抵押登记发证行为作出确认合法的判决。可以通过行政审判，审查房地产登记、抵押登记发证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行政判决，行政判决的结果可以作为是否对民事判决提起再审的依据。若因行政判决确认发证行政行为不合法，需要对民事判决作出改判，也并不意味着原来的民事判决为错案。
事实上，根据《若干解释》第44条规定，诉讼标的为生效判决的效力所羁束的，法院不予受理。但实践中遇到的情况比较复杂，在执行该规定时有些困惑。如原告与被告因民事争议诉讼到民事审判庭，双方争议涉及房产、土地登记行为。民事判决是不审查被告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反，其作出判决的依据往往是以被告颁发的土地证和房产证作为定案依据的。按照《若干解释》的规定，如果民事判决根据被告的登记行为作出后，原告再诉被告房产、土地登记行为，法院是不予受理的。但是，被诉的房产、土地登记行为的合法性确实未经法院审查，如果原告认为权益受到侵害，法院又不受理，原告就没有救济途径了。[8]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曾建议对上述现实问题予以研究，并作出可行性规定。 但到目前为止，仍然未有可行性的规定出台，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否需要象解决“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可诉性问题一样，等待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批复。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写的（中国城市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释义一书第89页。
[2]、王振宇撰稿，赵大光、蔡小雪审稿，江必新审定的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讲座（二）、第八讲第一审裁判（见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参考2001年第1辑总第2辑第166页）。
[3]、段小京，《行政诉讼的附属问题及其管辖研究》（见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2005年第1集总第13集第025页）。
[4]、王达：《房屋所有权、抵押权登记行政诉讼理论与实务》，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前言。

[5]、江必新著（金城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版）《中国行政诉讼制度之发展－行政诉讼司法解释解读》一书第174页；江必新在《若干解释》疑难问题探讨一文（见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参考2001年第1辑总第2辑第103页）；蔡小雪、段小京撰稿，赵大光、蔡小雪审稿，江必新审定的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讲座（一）、第六讲起诉与受理一文（见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参考2000年第1辑总第1辑第266页）。

[6]、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王秀红2003年10月21日在全国法院行政审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确实贯彻司法为民思想努力开创行政审判工作新局面》（见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参考2003年第4集总第8集第27页）。
[7]、甘文著，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北京第一版《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之评论－理由、观点与问题》一书第126页。

[8]、《行政审判的发展、问题与对策－浙江、江苏、上海、山东行政审判工作调查报告》一文（见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参考2002年第1辑总第4辑第242、2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