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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保险法》第42条的修改与完善

韩秀峰
河北保定北市区检察院


[摘要]《保险法》第42条是关于发生保险事故后，被保险人应尽力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损失的规定。该条文表面上看似乎不存在任何问题，但实际情况是，该条文已经在理论上和实务上引起了歧义，有必要进行修改和完善，以维护保险合同各方的利益。
[关键词] 保险法；保险标的；损失承担；合理费用承担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保险法》第42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有责任尽力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或者减少损失。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保险人所承担的数额在保险标的损失赔偿金额以外另行计算，最高不超过保险金额的数额。”该条文分两款，第一款是明确了被保险人的施救义务，第二款是有关费用的分担问题。其中第二款又分为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说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它明确了施救等合理费用的承担人是保险人。第二层含义是说保险人所承担的数额在保险标的损失赔偿金额以外另行计算，最高不超过保险金额的数额。这句话是最容易引发不同的理解的语句，也是本文讨论的核心问题。对该规定目前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理解。
1、财产损失与合理费用的总额不能超过保险金额
按照保险法损失补偿原则的原理，保险合同生效后，如果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被保险人有权按照合同的约定，获得全面、充分的赔偿。损失补偿的范围包括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损失、合理费用以及其他费用。该观点认为各项损失及费用之和最高不超过保险金额的数额。
这种观点在很多场合得到了印证，在此我们只举一例加以说明。在2006年上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全国统一命题考试《保险法》试卷中，其中第25题是一道单项选择题，某企业投保财产险50万元，在一次火灾事故中，实际损失为45万元，为保护和抢救财产支出的必要费用为10万元，为确认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支付的估价费为2万元。保险公司应向该企业赔偿( )A．45万元 ；B．50万元；C．55万元；D．57万元。答案是B．50万元。1我们认为该答案是错误的。
这种观点的理论依据是，如果保险人承担的各项损失之和超过保险金额的话，对保险人是不公平的，因为保险人只收取了一次的保费，即与保险金额相适应的保费，保险人没有考虑到会双倍支付损失和费用，长此以往会影响保险业的健康发展，也违反了民法的公平原则和等价有偿原则。
2、财产损失与合理费用的总额可以超过保险金额，但不得超过保险金额的两倍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第42条第二款说的很清楚，必要的合理的施救费，保险人所承担的数额在保险标的损失赔偿金额以外另行计算，最高不超过保险金额的数额。这句话的含义是施救费应该单独计算，该项费用最高不超过保险金额。那么各项费用合起来，就有可能超过保险金额，但是最高不超过保险金额的两倍。
这种观点的理论依据是，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财产损失而采取施救、保护和管理等措施，必然要有一定的费用支出。由于被保险人的财产已经投保，从某种意义上说，被保险人的这些费用是为保险人的利益而支出的。因此，保险法规定，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损失而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应当由保险人来承担。由于被保险人的这种费用支出与其保险财产因保险事故所遭受的损失具有不同的性质，并且这种性质的费用支出不应超过保险财产的损失数额，所以，对被保险人这种费用支出，保险人所承担的数额在保险标的损失赔偿金额以外另行计算，最高不得超过保险金额。
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是由于立法技术引起的。下面我们考察一下有关国家和地区在这个问题上的立法例，以求对解决该问题提供一些参考。

二、有关国家或地区的立法例

1、韩国立法例
《韩国商法》第680条规定：“保险合同人与被保险人应尽力防止损害的发生，但是因此而支出的必要或者有益的费用及补偿金，即使超过保险金，也由保险人负担。”
《韩国商法》第694条之2规定：“保险人承担补偿被保险人为了防止因保险事故所致的损害而支出的救助费用的责任。但是，保险标的的救助费分担部分的价值超过保险价值时，不承担补偿该超过的部分的分担价值。”
2、日本立法例
《日本商法典》第660条规定：“被保险人应尽力防止损失发生。但是，为此支付的有益费用及填补额虽超过保险金额，也归保险人负担。”
3、德国立法例
《德国保险契约法》第62条规定：“(1)保险事故发生时，要保人有尽可能防止或减轻损害并遵照保险人指示的义务；若情况允许，要保人应请求保险人指示。若有多数保险人且其指示互相对立时，要保人应依照符合其义务规定的判断行事。(2)要保人故意或因重大过失而违反前项义务者，保险人免除给付的义务。因重大过失所致的违反，倘要保人履行义务也不能减少损失的范围者，保险人仍有给付的义务。”
《德国保险契约法》第63条规定：“(1)要保人依据第62条所支出的费用，纵使未发生效果，若依据当时情况，要保人认为该费用系必要者，保险人应偿还。依照保险人的指示所生的费用与其他补尝金融合计超过保险金额者，保险人也应偿还。保险人于要保人请求时应预付必要费用。”
《德国保险契约法》第66条规定：“(1)依照当时情况，要保人为凋查及确定保险人应负责任的损害所支出的费用系必要者，保险人应偿还。”
《德国保险契约法》第144条（运输保险）规定：“(1)保险人对于要保人依据第62条为避免或减少损害所生的必要费用，其数额与赔偿金额合计虽超过保险金额，保险人也应偿还。(2)为避免或减少，或为调查及确定损害，或为回复或修缮因保险事故受损的物所生的费用，或为给付共同海损的分担额，或要保人清偿分担额的义务已存在者，保险人对于嗣后的保险事故所致的损害，不计其先前已负担的费用及分担额，仍须负责。”
《德国保险契约法》第145条（运输保险）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可以给付保险金额以免除所有其他的义务。但在保险人欲以给付保险金额以免除其他给付义务的声明送达于要保人之前，其对于为避免或减少损害或回复或修缮保险财产的费用，仍有赔偿的义务。”
4、意大利立法例
《意大利民法典》第1914条规定：“被保险人应当在可能的限度内避免或减少损害；被保险人为避免或减少损害所花费的费用，尽管其总额与损害在一起将超过保险金额，且尽管没有达到目的，也要由保险人按照物在灾害期间的保险价值的比例承担，除非保险人证明所花的费用是轻率的。”
5、台湾地区立法例
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33 条规定：“保险人对于要保人或被保险人，为避免或减轻损害之必要行为所生之费用，负偿还之责。其偿还数额与赔偿金额，合计虽超过保险金额，仍应偿还。保险人对于前项费用之偿还，以保险金额对于保险标的之价值比例定之。”
通过对有关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立法进行比较研究后我们发现，对被保险人为了防止损害的发生而因此支出的必要或者有益的费用及补偿金，即使超过保险金额，也由保险人负担。这已经是通例，无需再作争论。

三、修改和完善我国《保险法》第42条的具体建议

从保险法的立法本意出发，应对《保险法》第42条作这样的理解。为了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鼓励被保险人施救保险标的的积极性，保险人应支付被保险人为施救保险标的而支出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
保险法第42条第二款所规定的必要费用，是指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财产损失而采取的必要的措施所支出的费用，如某厂投保了企业财产保险后，火灾在某车间发生，为了使火灾不至蔓延扩大，被保险人将周围也属于保险财产的附属建筑物拆除所致的损失，也应由保险人赔偿。“合理的费用”，是指为了防止或者减少保险财产损失而采取的合理的措施所支付的，比如，为了抢救保险财产，搬运至最近安全点进行临时存储，但在危险状态消除后，应当及时搬回，因为延期存储的费用不属于合理的费用。通常情况下，财产保险的赔偿金额不得超过保险金额，但是，为了减少保险财产损失，而支出的费用与保险事故造成的保险财产的损失具有不同的性质，应当分别计算。因此，保险人对被保险人采取必要的措施而支出的费用而承担的赔偿金额，不包括在保险财产损失赔偿金额以内，也就是采取必要措施支出的费用与保险财产损失金额可以分别按照两个保险金额计算，但是均以不超过保险金额为限。
鉴于目前的保险法第42条的语言表述不严谨，极易引起误解，所以有必要对其进行修改。我们认为应将其修改为：
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有责任尽力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或者减少损失。
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保险标的损失赔偿金额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之和可以超过保险金额，但最高不得超过保险金额的两倍。

参考文献

陈兴良教授认为，犯罪构成体系应坚持事实判断和价值评价相分离原则，并按事实和价值的位阶顺序安排。
他认为，在犯罪构成理论中，事实和价值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在大陆法系中，事实和价值始终是相分离的。德日三阶层体系是按照事实和价值二元论的哲学方法建构起来的。构成要件该当性是事实判断，而违法性和有责性是价值判断，也可以说是一种规范判断在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中存在逻辑上的位阶关系。我国及苏俄的犯罪构成体系中，事实和价值是合而为一的，在这样一种犯罪构成体系中，必然会出现重事实判断轻价值评价，甚至以事实判断代替价值评价的倾向。没有正确地处理好事实判断和价值评价关系，是我国和苏俄犯罪构成体系的重大缺陷。[i]
一般认为，德日三阶层体系是深受休谟的“事实与价值相分离”二元论的哲学思想影响而建构的。然而，休谟的事实和价值二分法是否正确，这在哲学上是有争论的。不少哲学家对事实和价值二分法提出了批判，他们认为，事实和价值并非截然分离而决不相交的，实际上事实和价值是缠结在一起的，美国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通过对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批判后，提出了“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的观点。[ii]
从德日三阶层体系发展历史看，古典论体系认为，构成要件该当性中的具体要素是记述性、中性的事实要素，而违法性和有责性是价值评价内容，因此，这一体系符合休谟的“事实和价值二分法”的。
然而，随着新古典论体系将主观违法要素和规范要素置于构成要件该当性阶层，目的论体系和现代新古典体系将故意和过失置于构成要件该当性阶层后，构成要件该当性逐渐已实质化，其中，行为要素受社会行为论和社会相当理论等影响已实质化，因果关系受相当因果关系论和客观归责论等理论影响已实质化，等等。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实质化说明构成要件该当性阶层并不单纯是事实判断阶层，而是事实和价值交织在一起的判断阶层。可见，现在的德日三阶层体系并非绝对按事实与价值二分法划分的，它以犯罪成立的基本原型（或指导形象）而确立构成要件该当性后，再根据违法实质和阻却事由以及责任要素来建构，即按“违法——有责”方法建构。其中，构成要件该当性体现了事实和价值交织状况，正由于构成要件该当性已实质化，使违法性已压缩为零，所以，德国刑法理论中出现了将构成要件该当性和违法性合并为“不法”阶层的二阶层体系（即不法——责任）的有力主张。
笔者认为，在现实中，犯罪是一种事实和价值交织在一起的行为。刑法所规定的各罪的规范也是事实和价值交织在一起的。犯罪构成体系是判断犯罪成立的各要素组成的体系，因此，犯罪构成体系应包括有事实和价值两方面的内容，但是，在建构犯罪构成体系并非一定要将事实要素和价值要素截然分开，让事实要素变成纯种的事实要素，价值要素变成纯种的价值要素。在犯罪构成体系让许多要素以事实和价值交纳在一起的要素出现也是可以的，甚至所有要素均以事实和价值交织在一起的要素的形式出现也是可以的，由于犯罪是各种要素组成的有机体，犯罪构成体系的建构是人为的，而且语词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当然也具有相对明确性），因此，犯罪构成体系各构成要素具有一定重合，或有的要素需要借助其他要素来说明，这是不可避免的。
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究竟是否科学？这在哲学界是争论不休的问题，在各种哲学学说中，哪一种哲学学说才是准确的，这尚无定论。由于刑法学家、法官、广大民众均不可能都是哲学家，因此，在构建犯罪构成体系时，可以借鉴一定哲学思维方法来建构，更主要是应从立法、司法角度考虑问题，一般而言，构建犯罪构成体系应首先找出所有的构成犯罪的要素，其次将这些构成要素根据立法、司法的要求按一定逻辑排列组合。德日三阶层体系以犯罪成立的基本原型（或指导形象）为基础来考虑建构其三阶层体系，只要其三阶层的所有构成要素与刑法规定相符，就可以建立其合理的犯罪构成体系。但是，它并不一定要按事实与价值相分离的方法来建构。
犯罪构成四要件体系是从主客要素划分来建构其犯罪构成体系的，只要该体系已完全包括了所有的犯罪成立要素，就同样可以建立起其合理的体系。在犯罪构成四个要件里，它体现了事实和价值交织的状况，这种状况并不是其缺陷，正如德日三阶层体系一样，其构成要件该当性也体现事实与价值交织状况但同样不可认为这是其缺陷。其实，从德日三阶层体系中“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实质化发展历程已看到“事实和价值二分法”在逐渐崩溃，而“事实和价值缠结论” 逐渐在现在的德日阶层体系（尤其是二阶层体系）中获得崇高的地位。

陈兴良教授认为，在犯罪构成四要件中并没有违法性的一席之地，需在四要件之外进行实质判断，由于社会危害性的实质判断内容是游离于并凌驾于四要件之外、之上的，因此，在具体案件判断中，往往容易产生逻辑上的混乱。[iii]陈教授这一论断是存在问题的。
从这一论断可知，陈兴良教授深受休谟的“事实与价值相分离”二元论的哲学思想影响，认为犯罪构成四要件体系属于事实判断、形式判断的内容，社会危害性的实质判断并不在四要件体系之内。笔者认为，陈教授这一论断是不妥当的。因为犯罪构成四要件平面化体系是一个既有实质判断也有形式判断的综合体系。犯罪构成四要件体系的哲学基础并不是休谟的“事实与价值相分离”二元论，而是诸如普特南等学者所言的“事实与价值缠结”一元论。犯罪本来就是一种事实与价值交织在一起的行为体，因此，犯罪构成体系必然包含有事实和价值两方面的内容，由于事实与价值是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在分解分析时，是很难将事实和价值截然分开的。在犯罪构成四要件平面化体系中，犯罪客体是刑法保护的、被犯罪行为侵害或威胁的法益或法秩序，它是一个包含有社会危害性内容的实质判断要件；犯罪客观要件中的危害行为、危害结果等要素是既包含有形式判断也包含有社会危害性实质判断的要素；犯罪主观要件的故意等要素是既有心理事实判断（形式判断）也有实质判断（明知会造成社会危害结果）的要素，犯罪主体也是既有形式判断（责任年龄）也有实质判断[（精神病人）责任能力，它体现人身危险性的有无与大小]。由此可见，犯罪构成四要件平面化体系并非在四要件之外进行实质判断的，由于四要件体系的各要件之间也是按一定逻辑来构建体系的，因此，在具体案件判断中，并不会产生逻辑上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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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参见陈兴良：《刑法知识论》“代序”第Ⅷ页，以及正文第319-322页，第350页。
[ii]参见[美]希拉里·普特南著，应奇译《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东方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iii]参见陈兴良：《犯罪论体系的位阶性研究》《法学研究》2010年第4期，第120-121页。
(作者简介：欧锦雄，男，广西玉林市人，1964年10月出生，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广西民族大学刑法学硕士生导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理事，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
[本文节录自《犯罪构成体系的平面化与位阶化----与陈兴良教授商榷》（作者：欧锦雄）《刑法论丛》2013年第1卷，法律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