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人权的国际保护
倪学伟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所谓的“人权外交”，经常借口“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损害别国主权。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对人权国际保护的立场和态度以及中国的人权状况如何，经常成为世界注目的焦点和中心。本文愿就中国与人权的国际保护作一初步探析，并由此说明中国人权的基本特点。
一、 中国对人权国际保护的基本立场与态度
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积极参与国际人权活动，对国际人权的保护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中国在国际人权保护问题上的立场与态度是：
（一）中国一贯尊重并保护基本人权
首先，中国信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一贯尊重基本人权。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又是安理会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1945年6月26日，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董必武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了字，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对宪章的承认和赞同。1955年4月24日，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万隆会议上签署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公报明确提出“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正如周总理指出的那样，这些原则实际上都是“中国人民的一贯主张，也是中国一贯遵守的原则”。
其次，中国从来都赞赏和支持联合国对普遍促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努力，尊重和保护基本人权，中国的人权已经制度化、法律化。中国的人权立法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为中心，将中国所缔结或参加的有关人权问题的条约转化为国内法上的个人能直接享受到的权利，并通过行政、司法等国家机关保证实施，使人权国际保护方面的内容能在我国国内最终得到实现。中国以世界7％的耕地养活着世界上22％的人口，中国每年净增1500多万人，相当于统一前德国东部的人口，中国政府要向他们提供粮食、住房、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中国政府较完善地解决了这一艰巨的任务，这是中国对世界人权事业的重大贡献。
最后，我国加强了对人权工作的监督、检查，侵权行为要受到制裁和进行赔偿，我国还在不断普及人权知识，提高人权意识、使尊重人权、保护人权成为公民的自觉行动。同时，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生产资料公有制能够保证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将会日益扩大，人权状况将会不断改善。
1991年11月1日，我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首次以政府文件的形式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的人权状况及中国政府对人权问题的基本立场。1996年1月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又发表了《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以充分的事实说明中国的人权状况又有了显著的改善。1997年3月3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1996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第三次以政府文件的形式说明中国人权状况继续保持并进一步呈现出不断改善的良好态势。中国政府发表的关于人权问题的三个白皮书，客观地介绍了中国的人权状况和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表明了中国尊重和维护人权的诚意，有助于国际社会较全面地了解中国人权的真实情况。
（二）中国反对任何国家利用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
人权问题具有二重性，即国际法属性和国内法属性，“人权无国界”、“人权问题不属于一个国家的内政”的主张，不符合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抹煞了人权问题的特殊性。中国反对任何国家利用人权问题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政治标准和发展模式，借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要有效地保障和促进整个人类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实现，就应该尊重不同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不同历史、宗教和文化背景的国家的特点。各国在人权方面应在尊重国家主权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增进相互理解，求同存异，以正常的国家合作代替冷战。
长期以来，某些国家利用联合国人权讲坛作为进行冷战的场所，将人权作为推行强权政治的手段，干涉基本上属于他国国内管辖的事务。它们割裂人权概念，奉行双重标准，片面强调某些人权，有意忽略某些重要的人权，在强调人权的国际保护时，主要偏重于属于各国国内管辖的某些个人人权，不顾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其他国家，而对目前急需国际社会通力合作保护的基本人权，如民族自决权、生存权、发展权等等，则有意回避，并多次袒护和纵容一些为国际社会一致谴责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
人权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所有国家都毫不例外地处于这一过程之中。各国的人权状况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发展程度的制约，同时又都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对人权认识的深化而不断改善，因而每一个国家都有进一步提高人民享有人权程度的任务。如果把国家分为两类，一类专门监督他国人权状况而自己却无需改善，一类只被别国监督而没有发言权，这本身就是对人权原则的否定。但是，西方某些国家在强调人权问题时，只是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不针对它们自己，而它们本身却存在严重的人权问题。某些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美化自己，攻击别人，不顾国际公约和各国的具体情况，只以自己的好恶作为人权的标准。国际社会的这些不正常现象，不但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而且严重损害了人权领域中正常的国际合作，阻碍了全人类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实现。由于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各国在进行人权保护时，从内容到形式，从方法到步骤都会有所不同。要求不同国家套用同一模式，沿用同样方法，采用同等步骤是行不通的，只有将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各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在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基础上，国际人权保护问题才可能获得解决。
（三）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人权活动，加强人权领域内的国际合作
中国从1971年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一直派团出席经社理事会及联合国大会历届会议，积极参与有关人权议题的审议，为不断丰富人权的内涵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国积极参与了联合国系统内人权法律文书的起草和制定工作，多次派代表参与国际人权法律文书的起草工作组，在工作组会议上中国提出的意见和修正案受到各方面的重视。
中国政府自1980年起先后签署、批准并加入了《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公约》、《禁止并惩治种族罪行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儿童权力公约》等17个国际人权公约，一贯按照规定提交执行有关公约情况的报告，严肃认真地履行所承担的义务。1997年10月28日，中国驻联合国大使秦华孙根据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授权，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一公约有10个条文规定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如工作权、组织工会权、社会保障权、相当的生活水准权、健康权、受教育权等等，要求缔约国尽最大努力采取步骤，以便逐渐达到这些权利的充分实现。我国加入这一公约后，我国的人权保护将因此而上一个台阶，这是我国对人权保护事业的又一大贡献。标榜“人权的兵工厂”的美国至今也未加入这一公约。
我国在国际人权保护领域中，始终站在广大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一边，主张发展中国家最紧迫的人权问题是生存权和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发展权，国际社会应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努力消除世界经济秩序中不公正、不合理现象，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消除种族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外国侵略、占领和干涉等影响发展权的因素，为发展权的实现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二、 中国人权的状况及其特点
(一)中国人权的基本状况
生存权是中国人民长期争取的首要人权。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中国人民饱受英、法、日、美、俄等帝国主义的欺凌，帝国主义者在历次侵华战争中大规模地杀害中国人民，人民毫无生命保障，生存权只是一句空话。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权获得了根本保障，人民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生存权的问题也就基本解决了。这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争取和维护人权方面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当然，提高人民的生存质量，改善人民的生存条件，仍然是中国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我们正保持国家稳定，沿着已取得的成功路线，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使全国人民的生活在温饱的基础上进一步达到小康水平。从1991年发表《中国的人权状况》到1996年发表《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五年的时间，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总体上已接近小康水平，农村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又有很大提高，又有1500万人摆脱了贫困，使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的10.1％下降到8.2％，这是很了不起的进步。1996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继续高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又有了新的提高，在本世纪之内，我国将彻底解决贫困地区人民的温饱问题。
中国人民获得了广泛的政治权利。我国根据自己的国情，采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广大人民获得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中国民主政治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在国家中具有主人翁的地位，中国人民享有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近50年的实践证明，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民是满意的。当前，我国正努力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以使人民更充分地享受作为国家主人的政治权利。
公民享有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人权的发展历史表明，没有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的人权，就不是完整的人权。中国政府十分重视维护和实现国家、民族和个人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的权利，切实保障公民受教育的权利和进行研究、文化艺术创作的自由，并就这方面人权的进一步改善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和措施。
中国司法中的人权保障。中国人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公、检、法机关办理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在职责分工范围内独立行使自己的职权，只服从法律，不受其他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中国法律对任何公民的合法权利都平等地加以保护，对违法犯罪行为都平等地予以追究和制裁。中国没有政治犯，任何人不会仅仅因为持有不同的政治观点而被处以刑罚。中国监狱、劳改场所严格依法接受经法院判决交付执行的罪犯，犯罪服刑期间的应有权利依法受到保护，享有必要的物质生活待遇，劳改产品一律不允许出口。中国修订了《刑法》、《刑事诉讼法》，近年来还颁布实施了《律师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并采取其他许多措施，加强了人权的司法保障。
劳动权的保障。劳动权是生存权的必要条件，没有劳动权，生存权就没有保障。根据我国的宪法和法律，公民享有劳动的权利、休息的权利、参加职业培训的权利、得到劳动报酬的权利、享受劳动保护的权利和获得社会保障的权利。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劳动法制建设，除国务院和国家劳动行政主管部门颁布的大量有关劳动工资和福利、劳动安全卫生等法规和规章外，全国人大常委会还于1994年7月5日通过了《中国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从1995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劳动法》的颁布，使我国公民的劳动权利保护形成了完整的法律体系。
公民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在中国，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多种宗教。中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宗教界的合法权益，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都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全国职业宗教人员中有近9000人当选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他们同其他各界代表和委员一样，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在政治上享有平等的民主权利，中国宗教实行独立自主自办的方针，反对任何外来势力支配和干涉中国宗教的内部事务，以维护中国公民真正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权利。
少数民族的权利保障。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除汉族外，有55个少数民族。中国对待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实现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得到切实保障，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权利受到特殊照顾。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都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国家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经济发展实行扶助政策，提供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援助，促进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总之，中国政府为保护少数民族的人权，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改变民族地区的落后面貌，从多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积极成果。
残疾人的人权保障。中国宪法规定，国家保障残疾人同健康人一样享有公民权利，中国高度重视残疾人的权利问题，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和相配套的政策、条例和规定，通过扶助、救济、补助、供养、保障和特别照顾等多种福利措施，保障和改善残疾人的生活。中国政府和社会组织在残疾人的康复、教育、劳动就业、文化生活、福利、环境等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充分现实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妇女、儿童和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中国为促进男女平等、保障妇女合法权益做出了积极努力，妇女依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和男子平等的权利，妇女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受教育的权利受法律保护，妇女的健康状况有较大的改善。中国重视对儿童的保护，儿童的发展状况有明显改善，由社会各界开展的帮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的“希望工程”、资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的“春蕾”计划、提高贫困地区儿童医疗条件的“博爱工程”等发挥了很大作用。中国目前已形成了以《未成年人保护法》为主体的较为完善的保护儿童权益的法律体系。中国重视对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建立了养老保险制度以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中国于1996年8月通过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使国家对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的权益保护规范化、法律化。
计划生育和人权保护。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多，耕地少，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经济文化比较落后。面对基本国情，为了保障人民最起码的生存条件，而且生活水平能够逐步提高，中国政府根据宪法的规定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使人口增长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中国实行计划生育，完全符合1984年联合国《墨西哥城人口与发展宣言》的要求，也符合联合国《人口行动计划》的原则，计划生育是中国的内政，不是侵犯人权，而恰好是对人权的保护。
（二）中国人权的显著特点
根据宪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人权保护的实际状况进行分析，我们发现中国人权有以下三个显著特点：
1、广泛性。首先是享受人权的主体具有广泛性，中国的人权不是少数人的人权，也不是某些阶级或阶层的人权，而是全体中国公民的人权，在人权主体上并不排除某一类人或某一些人，只要是中国公民，都享有中国法律所规定的人权。其次是人权的范围具有广泛性，不仅包括生存权、人身权和政治权利，而且包括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权利，不仅十分注重个人人权，而且也注重维护集体人权。
2、公平性。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建立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巩固和发展。在这种社会制度和经济基础之上，中国的各项公民权利不受金钱和财产状况的限制，也不受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和居住期限的限制，为全社会的公民平等地享有。
3、真实性。中国的人权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符合人权发展的自身规律，有关的人权立法和人权保护制度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国家从制度上、法律上、物质上对人权的实现予以充分保障，宪法和法律中规定的各种权利同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享受的权利是一致的。
本文首次发表在《重庆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倪学伟 广州海事法院法官。电话：020-3406 3886 电子邮箱：nxw8859@163.com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徐州市轮船运输服务公司与萧山市物资局城北区供应站购销烟煤合同纠纷案件管辖争议问题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徐州市轮船运输服务公司与萧山市物资局城北区供应站购销烟煤合同纠纷案件管辖争议问题的复函
1990年8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高级法院〔1990〕浙法经字17号请示报告和江苏省高级法院苏法诉〔1990〕经管8号请示均已收悉。关于徐州市轮船运输服务公司（下称“轮运公司”）与萧山市物资局城北区供应站（下称“供应站”）购销烟煤合同纠纷案管辖权争议的问题，经研究，答复如下：
1989年2月17日，轮运公司与供应站签订购销5万吨烟煤合同一份。同年3月1日，轮运公司又与萧山市城北区工业公司（与供应站实为一个单位，现已撤销）签订购销5万吨烟煤合同一份。两份合同均规定：“交货地点及运费，杭州杜子桥码头船板交货，邳县至杭州水运费由供方负责。”合同约定的运输方式是送货制，交货地点是杭州市，杭州市应为合同履行地。两份合同均未明确签订地。且，合同标的物尚在杭州市，为便于案件的审理和案件审结后的执行，依据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二十三条和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特指定本案由杭州市中级法院管辖。并请你们两院分别通知萧山市法院和邳县法院将本院的有关材料及萧山市法院的案件受理费一并移送杭州市中级法院。鉴于供应站先行起诉，对轮运公司已交纳的案件受理费，由邳县法院直接退还该公司。
此复
附一：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浙江省萧山市物资局城北区供应站诉江苏省徐州市轮船运输服务公司购销烟煤合同纠纷案管辖问题的报告 〔1990〕浙法经字17号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我省萧山市物资局城北区供应站与江苏省徐州市轮船运输服务公司购销烟煤合同质量纠纷一案，我省萧山市人民法院与江苏省邳县人民法院就管辖权发生争议，经协商仍解决不了，特依法报请你院指定管辖。
1989年2月，浙江省萧山市物资局城北区供应站（以下简称供应站）和萧山市城北区工业公司（以下简称工业公司，与供应站系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与江苏省徐州市轮船运输服务公司（以下简称服务公司）在江苏省邳县草拟了购销烟煤各5万吨的合同两份。服务公司加盖合同专用章后，由萧山方经办人沈金梅于2月27日带回萧山。3月1日，经工业公司和供应站的法定代表人审阅后，盖上了公章和合同专用章。上述两份合同均规定杭州萧山杜子桥码头船板交货，邳县至杭州水运费由服务公司负责。3月9日，沈金梅随带上述两份合同和25万元汇票赴邳县发煤。3月，服务公司发烟煤848吨，双方对烟煤质量无争议，萧山方也付清货款。5月，服务公司发烟煤780吨，经萧山方化验，烟煤质量没有达到合同规定的标准。为此，双方当事人多次在萧山、杭州协商，最后达成煤由萧山方联系销售，按实际销价结算的协议，但因销路无法落实，萧山方再次电告服务公司派员协商处理，服务公司不予理睬。1990年2月14日，供应站向萧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萧山市法院于2月15日向供应站发出补充材料通知书，并建议当事人再协商一次。3月7日至8日，双方当事人再次在萧山协商烟煤处理问题。由于未达成一致意见，萧山市人民法院于3月10日立案受理，并委托邳县法院向服务公司送达起诉状副本。服务公司则于3月3日向邳县法院起诉，邳县法院当天受理立案并通知供应站答辩。3月12日，萧山法院接到了邳县法院委托送达的起诉状副本。供应站拒收并提出管辖异议。
3月31日，邳县法院派人到萧山市法院协商该案管辖权问题，未取得一致意见。5月16日参加第二次华东地区经济审判研讨、协作会议预备会的江苏、浙江两省高级法院经济庭领导商定，先由杭州中院和徐州中院协商解决该案的管辖争议问题，双方没有统一认识。6月6日本院经济庭与江苏高院经济庭电话协商，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我们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二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批复的规定，该案邳县人民法院没有管辖权。其理由是：两份合同均没有规定合同签订地，对合同的最后盖章地双方当事人各执己见。邳县法院认定最后盖章地在邳县的两份证词并不可靠。所以该案应以履行地确定管辖较妥，而两份合同对履行地均明确规定在萧山市。况且，双方争议的标的物在杭州及萧山市，该批标的物需要质量鉴定及处理，由萧山市法院审理较方便。所以，该案应由萧山市人民法院管辖。
特此报告，请予批复。
1990年6月4日
附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我省徐州市轮船运输服务公司与浙江省萧山市物资局城北区供应站购销合同货款纠纷一案管辖争议的请示 苏法诉〔1990〕经管8号
最高人民法院：
1990年6月12日我院收到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990）经请字第3号请示报告。现将关于江苏省徐州市轮船运输服务公司（下称轮运公司）诉浙江省萧山市物资局城北区供应站（下称城北供应站）购销合同货款纠纷一案管辖权争议情况报告如下：
1989年2月17日，城北供应站沈金梅带着合同章与中间介绍人马福兰（原杭州市西湖计划经济委员会干部，现病退）和陆涛（余杭超山包装品厂职工）一起来到邳县，住在邳县陇海饭店，与轮运公司签订了一份购销5万吨煤炭的合同，合同规定煤炭单价每吨220元，交货数量及日期是“分期分批供货，从3月开始每月5千吨”交货方法是“杭州杜子桥码头船板交货，邳县至杭州水运由供方负责”。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即生效。同年3月28日，城北供应站为了能从另一开户银行贷取煤款，沈金梅、马福兰带着盖好公章的空白合同纸来到邳县，以城北区工业公司的名义（城北区工业公司与城北供应站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与轮运公司签订一份假合同，其内容除价格变为每吨226元外，其余与2月17日合同一致。因该合同是双方商定不履行的，所以轮运公司没有留存。签订假合同后，沈金梅和马福兰两人于2月28日离开邳县去到河南商丘约三、四天。同年3月13日，双方在邳县签订了一份合同附件，规定了具体履行合同的细则，说明：“本合同签订后因二月份雪雨阻隔无法执行，又因需方货款迟到，现本地市场煤价普遍上浮10元，需方应在原定合同价基础上每吨增价6元。”后因煤质问题，双方又于同年5月24日及10月25日签订了两份补充协议，并在10月25日的协议中声明，双方同意中止合同的履行，以上均有住宿发票、证人证言等证明材料为证。
1990年3月3日，邳县人民法院依法受理了轮运公司诉城北供应站购销合同纠纷一案，并于当日下午以挂号信形式委托萧山市人民法院代为送达应诉手续，经查询，该邮件于3月11日为该院妥收，但却迟迟未将送达回证退回。3月28日，邳县法院得悉萧山市法院又以同一诉讼标的，同一诉讼主体立案，遂于3月29日去杭州、萧山协商管辖权问题，未果。萧山法院称于3月10日受理了此案。
经我院研究认为：当事人双方所签订的2月17日合同（3月1日所说合同相同）签订地是邳县，而非萧山市。合同的履行地按合同规定在杭州市杜子桥码头，属杭州市拱墅区，亦非萧山市。根据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二十三条之规定，邳县法院和拱墅区法院对此案都有管辖权，鉴于邳县法院已于1990年3月3日立案受理，而拱墅区法院至今尚未受案，该案应由邳县法院审理为宜。萧山市法院、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5月24日、10月25日两份协议的签订地在杭州市内来确定该“购销合同纠纷”一案中的合同签订地，萧山市法院并据此行使管辖权，显然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1989年11月25日法经函（1989）80号批复的精神。
综上所述，该案应由邳县法院审理为宜。
以上意见当否，请指示。
1990年6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