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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案件管辖权审查程序略论
　　　　　　　　　　　　　　　——以证据规则之适用为基本维度

　　摘要：民事审判管辖是民事纠纷系属于特定人民法院进行解决的首要条件之一，依据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管辖权审查立足于立案程序，展开于起诉审查。但是，由于学界与实务界对管辖之属性存在一定误解，加之管辖与起诉制度本身存在缺陷，导致了管辖权审查司法实践矛盾丛生、程序虚无。是故，应当对之进行改革与完善。基本思路是：调整起诉制度，将管辖权之审查移至审判程序中进行并严格适用证据规则来约束当事人与法官的等。

　　一、导言

　　管辖是法院系统内部各级法院，同级法院之间对民事案件受理上的权限与分工。而确定一个公正中立的管辖法院并设置足以消除当事人对管辖法院公正性怀疑的机制，正是民事诉讼管辖制度的中心任务。［1］同时，能否正确高效的确定管辖权，将直接决定着民事纠纷能否进入一个确定合适的诉讼程序，并予以公正解决。由此可见，管辖权的确定是实现正义的首要因素之一。然而，从人民法院依据证据来认定事实、做出裁判这一角度来讲，证据则是整个民事诉讼的核心。“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边沁才指出证据为正义之基础（Evidence is the basic of jurtice）”。［2］

　　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学界与实务界对相关诉讼理念存在误识，加之管辖权审查周边制度存在缺陷，导致了我国司法实践中法官对管辖权仅仅依职权单方面，形式化、程序化审查的格局，因此几乎不涉及证据规则的适用。 但是随着理论认识的不断纠正与深入、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这种格局亟待改观。

　　二、管辖问题之理论分析

　　(一) 管辖实践矛盾丛生——证据规则适用的现实需求

　　我国司法实践中，民商事审判管辖秩序方面问题非常突出，表现如下：在当事人方面，规避法律管辖规定的问题屡见不鲜，如受利益驱动故意增加或减少诉讼标的金额，规避级别管辖；滥设被告，争抢案件管辖权，搞地方保主义；任意追加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对本无管辖权的第三人取得管辖权；混淆事件性质和诉讼案由规避管辖等等。［3］在裁判方面，制造管辖争议的现象屡禁不止。如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就同一诉讼重复受理，重复审判，造成判决矛盾，引起执行冲突；倒签立案日期，与异地法院争管辖；上级法院对管辖争议尚未解决，或者同级法院正在就管辖正义进行协议中，即抢先裁判，制造既定事实；违背法院主管的法律规定与行政机关、仲裁机构争抢案件管辖等等。［4］

　　概括分析上述现象，笔者以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管辖实践存在的大量问题，除了管辖制度自身不合理外，未将管辖问题纳入诉讼证明，或者未适用证据规则来约束当事人和法官，未设置一项透明、各方主体充分参与并可对等抗辩的程序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正是基于此，证据规则的适用便成为解决管辖问题的一种特殊需求。

　　三、管辖属性之再认识——证据规则适用的契机

　　管辖在我国学界及司法实践当中均被认作程序法事实。长期以来，我国司法实践对于管辖权之有无采取程序化、形式化（法官依职权单方面审查）处理的作法，也正是将管辖视为程序法事实的一种表现。但是，大多数法官具有这样一种倾向——既然管辖属于程序法事实，就无需对之进行严格的诉讼证明，实践中，也就谈不上证据规则之适用。其实这样的认识与做法是对管辖属性与诉讼证明对象的一种误解。

　　首先，管辖属于程序法事实；再次，管辖属于诉讼证明之对象。管辖属于程序事项已是共识。但对于管辖是否属于诉讼证明对象则应进行析明。民事诉讼证明对象上主要涉及实体法事实的证明和程序法事实的证明。程序法事实是指对解决诉讼程序问题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如诉讼法规定的引起诉讼权利义务发生、变更的事实。对于程序法事实是否属于诉讼证明对象，我国学界有肯定说、否定说，折中说和有限肯定说四种观点。大部分学者均坚持了肯定说，至少是有限肯定说。 程序法事实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需要当事人向法院主张后，才需要证明的，如关于有仲裁协议或协议管辖的事实，关于耽误期限有正当理由之事实等；另一种是不需要当事人主张，法院应主动予以查明的，如提起诉讼的原告是否是本案正当当事人，受诉法院是否对案件有管辖权。“我们认为，前一种程序法事实需要主张事实的当事人提出证据来证明，应当作为证明对象；后一种程序法事实，虽然是由法院主动查明的，但确定这些事实存在与否，对正确使用民事诉讼法具有重要意义，固而它们也应当成为证明对象”。［5］“学说上一般认为具有公益性色彩之事项，如诉讼要件，自行回避原因，实体法之解释等，均为法院应依职权调查之事项。法院对此等事项存否有疑义时，仍须由当事人搜集证据（辩论主义）或说由法院依职权收集证据（即职权主义）以判断之。因此，法院应依职权调查之事项亦为证明之对象”。［6］实际上，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只要与案件处理有关的事实，不论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事实，都需要获得证明。［7］证据规则适用主要涉及实体问题。从表面上看，管辖问题似乎离实体比较远，但实际上管辖问题同样涉及实体的问题。［8]所以，在管辖权审查程序中严格适用证据规则有其必然性。

　　我国司法实践中，由法官单方面对管辖权进行形式化、程序化审查的原因，除误识了诉讼证明对象之外，也是因为长期受到程序虚无倾向的误导。理论上认为，与民事诉讼证明对象相呼应，在证明标准上有证明与疏明之分。对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可能产生实质影响以及可能对对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会产生实质影响的程序事实，当事人应运用证据证明。疏明之对象仅限于某些与实体权利义务无关，但程序上需要解决的事实。据此，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大多数法官认为管辖属于无须严格证明的程序法事实，法官只需依职权进行疏明，达到大体确信即可。“学界大多学者均认为管辖权问题属于法院应“依职权调查之事实” 。德、日通说认为对此事实项（法官职权调查事项）只须自由的证明即可，不必如当事人主张之事实。即言之，对于证据方法及调查程序，由法院自由裁量，以简易程序为之即可”。［9］即便如此，管辖权之存否亦为诉讼证明之对象，只不过可以以简易程序来进行。然而在我国实践当中，这种“简易程序”被简化到了几近虚无，诉讼证明也流于形式。

　　根据前文分析，笔者以为，在我国管辖实践当中存在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法官未将管辖纳入诉讼证明之范围（即认为它不属于证明对象范畴）。第二种可能是，法官虽将之作为证明对象但只是依据简易程序作了简单的程序处理。 无论哪种情况，均将置管辖权审查于困境之中，而证据规则在管辖权审查程序中的严格适用却可以使其超脱困境。

　　证据规则在管辖权审查程序中的严格适用可以彰显以下几点价值：

　　1．体现与张扬当事人程序主体性原则。证据规则之适用要求当事人能够充分参与程序，并在对抗模式下去完成举证责任，证明自己之事实主张。（这样可对实践中当事人方面规避管辖问题予合理解决）

　　2．证据规则之适用有助于约束法官并指导法官对证据的审查与运用。（这样既可以消除当事人方面的规避管辖的问题又可以约束法官，防止法院之间争夺管辖权等恣意妄为行为）

　　3．证据规则之适用要求建立一项明确公开之程序来改变以前封闭的程序环境，这将有助于司法公开原则之贯彻，有利于保障与实现公正。司法公开是指司法机关通过公开审查、审理、审判、执行等方式，对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及公众公开其司法情况的一切活动。［10］在管辖权审查程序中适用证据规则可以保障并实现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所以管辖权审查程序也就应该具有公开性。所以，在管辖权审查程序中严格适用证据规则有其合理性。

　　基于以上综合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管辖应该属于诉讼证明之对象，在管辖权审查程序之中严格适用证据规则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

　　三、管辖证据规则适用之程序设计

　　（一）起诉制度的调整

　　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管辖权的核定，主要体现在起诉制度当中。我国民诉法第108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根据这条规定，管辖权问题属于法院在原告起诉时就应当审查确定的事项。然而这样的规定，实质是将实体制决要件等同于起诉条件以及诉讼开始条件。［11］对于大多数民事案件而言，由于其公益性较弱，所以当事人提出抗辩或异议时，法院才进行调查，也就是说法院通常只进行形式审查，而且当事人也不得以合意或放弃责问权等方法阻止法院调查，也并不直接涉及如何分配，提出事实和证据责任问题。［12］由此，管辖权审查之司法实践一般只是法官单方面、简单程序化、形式化处理的过程，证据规则也就无用武之地，除管辖异议外，当事人无法介入，也无辩论性可言。

　　所以，笔者以为实践中对管辖权之存否由法官单方面进行程序化、形式化审查的做法，其最根本的原因是：起诉制度不合理和程序虚无化倾向的误导。故而，有必要对起诉制度重新设计，对管辖权审查程序进行重构。具体做法就是将管辖权及当事人适格等实体判决要件与起诉要件相剥离 ，同时，在审判程序中并行审理管辖等实体判决要件和实体争议。［13］这样的改革将有效消解管辖实践中的诸多矛盾。

　　(二) 程序的设计

　　1．诉讼模式
我国律师文化的现状研究

河南颖滨律师事务所 郭力

律师文化建设是司法部及全国律师协会着力倡导和支持的重要工作之一，特别是全国律师协会最近专门在北京召开研讨会，起草了《中国律师文化建设纲要》，以及全国律协发布的《2006年中国律师业发展报告》都是对律师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的体现，作为一名律师，对律师文化现状进行研究，从而能够在研究、学习中得出律师文化建设的体会、感受，进而能够推进律师文化建设，当然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一、 律师文化的概念和内涵
众所周知，对任何一件事物、工程、现象的研究，首先要弄清被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同样，对律师文化研究也要首先从律师文化的概念、内涵入手，唯有如此，才能目标明确、方法得当、深入浅出，得出律师文化建设的真谛。
律师文化，顾名思义是律师的文化，它应包括律师个体的文化、律师事务所集体的文化、律师协会团体的文化。它是一种意识形态，律师意识形态的好坏、优劣、先进性与否直接关系到律师业生存、发展的质量，也是律师业是否有竞争力的重要保证。
律师文化具体表现在律师的个人气质、人格魅力、道德水准、精神风貌、执业水平、社会责任、律师事务所（律师协会）的服务标识、管理规范、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等。律师要有仗义护法的使命，诚信执业的道德，高超的护法之策，赤诚仗义执言之情，律师业务拓展领域广泛，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具有严谨细致、克难制胜，化腐朽为神奇的创新精神；具有良好的价值观；具有责任、诚信、协作、创新的核心理念；具有学者型、政冶家型、社会活动家型、企业之友型的律师风采。
二、律师文化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律师文化尚处于萌芽阶段或者说至多是初级阶段。世界著名的心理学家马斯洛需要层次论指出，人类需要的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而温饱阶段考虑的是生理和安全需要；小康阶段考虑的是社会需要、尊重需要；富裕阶段才考虑到自我实现问题。虽然其这种划分有片面性，但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其有相当合理的成分。我国的律师业起步较晚，新中国成立之前，律师大多数被人们称为“讼棍”，不为民众所尊重，也是生活逼迫及社会大环境所造成的，但也出现过大律师施洋、史良等具有铁血骨气的律师或“讼师”。解放初期，一直是进行无产阶级专政、军管或者打击国民党残余势力，几乎没有律师业务的开展。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砸烂公、检、法，群众专政盛行，当然律师业也一样无一幸免。直到1980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律师制度得以恢复和发展。但当时的律师是国家法律工作者，国家核发编制，象现在的公务员一样，是国家公职人员，具有强烈的优越感。许多律师都是国家任命、指派，情愿不情愿，专业非专业的都成为了所谓的律师，文化层次、素质水平参差不齐。对于律师文化建设来说，至多有部分地区、部分律师的“自发”行为。1986年，司法部开始组织律师资格统一考试，2001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系列的《法官法》、《检察官法》、修订了《律师法》，确立了统一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律师的准入制度逐渐走向规范并与世界接轨。律师队伍的素质明显提高，越来越年轻化、专业化、律师文化建设的内涵越来越丰富、基础越来越稳固。
就我国律师文化现状而言，可概括为，正从自发阶段到自觉阶段过渡。全国律师文化建设极不平衡。律师文化建设的盲目性、无序性，缺乏成熟的律师文化建设的经验，律师文化对许多律师事务所、律师、律师协会来说是一种新事物、新现象，尚处于起步阶段，缺乏丰富的具体的感性材料。
对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北京、上海、天津及沿海开放城市、以及内地省会城市为数较少的精英律师齐头并进，已经从温饱走向小康，甚至走进富裕。因此，这些地区的律师文化建设较为先进。因为只有他们才真正从国内走向国际，从诉讼走向非诉讼，从“自发”走向“自觉”，并与国外律师相互交流，建立了较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律师文化制度，代表了较高水准的律师文化水平。他们无论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还是从人文的关怀方面都优越于中西部及欠发达地区的律师。
对于执业5年以上的中西部律师而言，律师文化也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有了一点律师文化建设的启迪，受发达地区的律师文化的熏陶，极想尽快建立自己的律师文化，但大多是“东施效颦”，盲目学习，没有形成自己的律师文化理念。还有部分刚刚摆脱贫困走向小康的律师，纯粹属于“乐不思蜀”的一族,有了一点成绩，沾沾自喜，为了一点荣耀，竭力争取，得到后又不加珍惜，这类律师对于律师文化大言不惭，子虚乌有，根本没有一点律师的素养。
对于执业5年以下的中部律师及大多数的西部律师而言，律师文化是可盼而不可及的。因为他们刚刚从事律师行业，或者说执业经验不丰富，加之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无序竞争，社会关系少，社会阅历少，本地区经济发展较弱，再者许多律师事务所名为团队，实为各自为战。新律师得不到指导帮助，办案中，照本宣科，按图索骥，实务中眼高手低，无从下手。因此，这些律师竞争力较弱，加上团体会员费、个人会费、年检费、保险费等集于一身，一年下来，几乎没有什么节余，甚至有些律师连上述费用也难以承受。如果给他们谈律师文化，无疑是不切实际。特别是西部地区许多县市律师凤毛麟角，严重缺乏，西部地区地广人稀，经济欠发达，许多人打官司根本找不到律师或者律师很难挣到较高的代理费，这些人仅温饱问题尚未解决，一味发强调律师文化建设，也只能是望之兴叹。
地方各级律师协会大多是名存实亡，或者说是根本没有开展业务。因为，众多的律师协会还没有从司法行政主管部门中脱离出来，律协秘书长大多是由律管处（科）长兼任。律师协会的章程也是形同虚设。只有珠海、深圳等地律师协会才勉强通过直选的方式选出了自已的律师协会会长，购置了自己的会所，真正成为了的自律组织。但必竟为数较少。
二、 推进律师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虽然，我国律师文化建设现状不容乐观，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司法行政主管部门已经认识到律师文化的积极性，并已着力开展各种活动，创造各种条件丰富律师文化生活。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也先后对律师队伍建设做出重要指示，即有鞭策又有鼓舞，这是律师文化建设好的开端。之所以这样，是与律师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分不开的。
党的“三步走”战略步骤的提出以及实施过程明确了我国在本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再者，我国已经加入了WTO五年多的时间，许多领域与国际接轨步伐加快，迫切要求中国律师走向世界，律师文化建设与世界同步。
通过律师文化建设，可以提高律师队伍的整体社会形象，形成一整套律师队伍的行为规范和思维模式，进而提高律师的人文精神、服务宗旨、职业道德、行为习惯、品牌效应、管理方法、知识产权、工作环境等。同时，律师文化建设对律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协会具有自我规范作用，提高凝聚力、协调三者关系，提升律师素质与品位，从而增强律师执业的竞争力。
三、 律师文化建设的对策和思路
律师文化要建设好，首先，要从政治上关心。把律师的冷暖放在心上，把律师吸收进党组织、人大、政协，在提高他们地位的同时，也相应地提高了人大、政协部门参政、议政、决策的能力，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出力献策。我国现在正处于转型期，各种矛盾交织，尤其是在征地、拆迁、企业改制方面，突发矛盾时有发生，群体性上访、诉讼案件不断出现，律师作为社会人、自由职业者，以自己的人格魅力、道德素养、知识水平能够更容易感化公众。司法部也及时提出了律师及时化解矛盾的意见。如果律师没有什么文化水准，混同一般人，是根本得不到群众信任的。其次，要从政策上支持。司法部及地方各级司法行政主管部门要从全局出发、长远出发，规范基层法律服务所以及部分“?律师”、“野律师”，为律师从业创造良好的执业环境。法律服务所设立的初衷是为了缓解我国律师紧张的局面，为地方基层群众提供法律咨询帮助。现实生活中，法律服务所涌进城市，打着律师的牌子，进行收费代理，与律师事务所进行不正当竞争。尤其是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律师业务本来就不好做，加上法律服务所的“低价竞争、“夸海口竞争”无疑给律师业务雪上加霜。再次，从经济上扶持。国家可以对中西部律师及律师事务所、律师协会从财政上给予支持，拨出专项资金为律师文化建设给予帮助。对执业3年以下的律师强制推广“带薪制”、“底薪加提成制”，减免各种费用，使新律师、中西部律师能够轻装上阵，迎头赶上发达地区的律师文化建设水平。凡是从事律师执业的人员，在初始执业时免费发放律师徽章、律师工作装、律师职业装，让公众更容易识别律师。最后，要通过各种喜闻乐见的形式丰富律师的文化生活，提高律师的整体素质。各级律师协会及司法行政管理部门要利用每年的律师培训时间，教育培养律师的律师文化意识，努力造就一支适应新形式，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过硬，追求公正的律师队伍。建立律师诚信档案，加大对不良行为的监管力度。开展各种文体活动、征文活动、专题报告，参加学习等方式，促进律师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金钱观。
在律师文化建设中还要处理好几个关系：
（一）、律师文化建设与律师职业道德的关系。
《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规定了律师职业道德的内容为：服务于社会主义和人民利益，忠于法律和事实，坚持真理，维护正义，道德高尚，廉洁自律，诚实信用，尽职尽责，保守执业秘密，同业互助，公平竞争，勤于学习，提高素养。从中可以看出二者的关系是相通相融，律师职业道德是律师文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律师职业道德水准直接影响到律师文化建设。
（二）、律师文化建设与律师执业的关系
律师文化是律师执业的重要内容，律师文化直接影响到律师执业水平，每个律师都要从我做起、从细微之处做起，才能提高律师执业水平。同时，律师执业水平也反过来影响到律师文化建设。如果律师不敬业，不尽责，不按律师执业规范工作，那也就谈不上律师文化。
（三）、律师文化建设与律师党建的关系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真实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律师文化建设不可能脱离社会成为独立的文化。在市场经济发展与世界接轨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就要求律师适应时代潮流，积极参与改革、发展。律师作为中介组织，在社会大环境下，自然在其先进律师文化建设中，必须保持“三个代表”不动摇，不能脱离党的领导。不断在律师队伍中发展党员，开展党建活动，使党员律师成为律师文化建设的主力军、先行者，极力推进律师文化建设。另一角度看，律师文化建设好了，律师的整体素质提高了，符合党员标准的律师就多了，同时，又能促进党建工作。
（四）律师文化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
通过律师文化建设，提高律师的整体素质，进一步为构建和谐社会出力献策。特别是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教育，正是为构建和谐社会，从思想意识上提高全民素质的具体体现。因此，要把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与推进社会主义律师文化建设相结合。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树立和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载体。要将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与当前正在着力推进的社会主义律师文化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律师文化的价值取向，贯彻于律师文化建设的具体环节中。充分发挥文化启迪思想、陶冶情操、传授知识、鼓舞人心的积极作用，通过推进律师文化建设，教育律师培养与社会主义荣辱观相适应的价值取向、职业操守、行为方式和生活信念，引导律师事务所树立符合社会主义荣辱观要求的工作理念、专业品牌、团队精神、协作意识，保障律师队伍的健康发展。在和谐社会建设中，严格按照司法部《关于加强对律师办理重大敏感群体案件指导监督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律服务行风建设的通知》的要求，提高律师文化建设水平，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在律师文化建设中还要抓住一个重点，发挥点面结合作用。
各级律师协会是律师文化建设中的重点，创造条件积极发挥律师协会的作用，使律师协会真正成为律师的“娘家”、律师的文化中心、交流中心、娱乐中心，律师的保护伞、遮荫处。真正做到律师有事找律师协会。各级司法行政部门积极引导帮助律师协会真正从行政管理部门脱勾，成为真正的自律性组织。也只有这样才能建设良好的律师协会文化。律师事务所是律师文化建设点面结合部，要积极发挥其作用。律师事务所要做品牌，宣传自己的律师，提高整体水平，从时时处处关心新律师，支持年轻律师，提高老律师，使律师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工作，使律师干有奔头，做有思路，行有标尺，让律师文化建设在律师事务所达到最佳的结合。围绕“坚持信念、精通法律、维护正义、恪守诚信”的总体要求，加强律师宣传力度。推出一批人民满意的先进典型，包括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的典型，为维护弱势群体权益服务的典型，长期面向基层、为基层群众服务的典型，树立律师队伍良好社会形象，使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更加了解和支持律师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