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 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 徐家力


2007年5月28日主营煤业的A公司成立，登记股东四人。其后数年间。A公司股份全部由股东L一人取得，但工商登记中股东情况并无变更。2010年6月15日，A公司与B公司在地方政府签章见证下签订《合资协议》，约定B公司以现金出资，A公司以矿权出资，双方合资成立C公司，B公司与A公司分别持有C公司51%和49%的股权。2010年10月，C公司注册成立；


2010年12月5日，L作为甲方与乙方Z签订《退股协议》，甲方将其所持A公司股份作价后协议让与乙方，协议约定Z应在2011年5月30日前分三期将转让款全部支付给L。协议签订后乙方向甲方支付了少许转让款。


2010年12月6日，G作为股东接手A公司，并对A公司进行了全面管理。2011年8月31日，G及其所派人员全部撤出A公司及矿井，放弃对A公司的管理。


2011年9月29日，A公司与B公司在当地人民政府见证下签订《退出关闭协议书》，A公司承诺“退出煤炭开采行业，自行关闭其煤矿”，B公司则“作为河南省煤炭企业兼并重组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文件确定的”主体，对A公司退出煤炭开采行业自行关闭矿井补偿1100万元。


《退出关闭协议》签订后，《退股协议》乙方G以甲方L授意他人将合同标的矿井关闭并领取补偿款造成《退股协议》无法实际履行为由，拒绝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L则一纸诉状将G、Z诉至法院，要求二人连带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以及利息；Z则反诉L解除合同，返还已支付的转让款。


2012年12月该案终审审结，法院最终驳回Z之反诉，判决G与Z共同支付L剩余股权转让价款及同期利息。


本案争议焦点之一是L应否返还已收取的少量股权转让款。


１.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履行中的风险及风险分担　关于标的物风险的发生致使履行不能的风险分担问题，大陆法系国家学者多持两种观点：法国合同法理论认为当债务的不履行系因不可抗力造成时，债务人的义务即被免除；德国合同法理论则认为风险问题中的主要问题是货物发生损坏或灭失时买方是否有支付价金的义务，这个问题被称为价格风险。英美法系的合同法理论对此则持相反见解。美国学者A·L·科宾对此有精辟的论述，他认为：“如果合同当事人所允诺的特定履行成为不可能时，……允诺进行履行的一方……应由其承担损失其财产价值的风险（因为他是财产所有人）。同时，他还要承担不能获得约定交换物（如价金）的风险。”


那么，不管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关于合同标的物毁损、灭失风险负担上有一共同认识，即只需依照“物的风险由所有人承担”的原则处理，因标的风险所生之种种问题即可迎刃而解。近年来，由所有人负担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几乎已经成为民法理论上的共识。


买卖法作为交易法，其直接结果就是导致所有权的变动，而合同标的物所有权之变动必然以买卖合同的订立和生效为背景。考虑标的物所有权变动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标的物风险负担的转移，各国学者在以买卖合同的订立和生效为研究背景设计了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


尽管很多学者一再强调物权法律关系与债之关系纯粹属于两回事，但不可否认的是：买卖合同的履行以及合同标的物的毁损、灭失，都直接影响着物权的存与灭。


在买卖合同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这个问题上，学界的观点基本分为两派：（1）所有人主义，即标的物风险由所有权人负担；（2）标的物风险与所有权相分离，比如有立法例规定当事人可约定签约之时货物所有权即已转移。


前述观点大多基于对动产作为买卖合同标的物的研究，而以不动产作为交易标的物的风险负担规则显然与动产略有不同，既有采取债权意思主义模式观点，也有采取形式主义观点。我国公司法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交易规定了以登记的形式作为对抗第三人的形式主义标准，但该登记仅仅用于对抗交易各方之外的第三方之权利主张，对于交易之成立及效力仍按照合同法中买卖标的物以交付为转移的原则处理。


本文引用案例中，基于标的物属性之公示程序显然只是对抗非合同方的权利主张，合同标的即已转移至乙方手中，标的物灭失风险亦当随之转移。


２.股权转让标的物因遭遇合同主体之外原因灭失之自力救济　从法律体系上分析，自力救济制度既属于民事实体法范畴，又属于程序法范畴，我国现行法律中尚无统一的定义。从该制度的法律特征分析，民法中规定的正当防卫制度、紧急避险制度以及留置权制度均属自力救济范畴。


按照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的规定，标的物灭失风险以交付为界。合同货物交付后灭失风险已经转由买受方负担，但买受方逾期仍未履行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出让方显然有权依约解除合同，收回标的物，亦有权主张要求买受人履行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合同法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承担”。该规定赋予了合同守约方因对方违约的索赔之权，也将主动止损的义务加诸其身。

“严打”刑事政策及其实践的历史考察

秦德良


[摘要] 我国“严打”刑事政策经历了共和国初期的“从重、从快”“坚决无情地镇压”反革命，以及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的“依法从重从快”“严打”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严重破坏经济秩序的犯罪分子的发展过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惩办与宽大刑事政策基本上被取代了，实践证明，随着我国进入法治社会步伐加快以及可以选择的社会控制手段的增加，具有中国特色的“严打”刑事政策逐渐会成为历史。

[关键词] “严打”政策 确立时期 发展时期 未来


“严打”是在中共党中央和政府统一领导下，由各级中共党组织和各级政府牵头，组织各级公、检、法部门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开展的一场全国性的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斗争。“严打”突出两个“严”字，一是打击重点是严重犯罪活动；一是对严重犯罪活动的打击要严厉，坚决贯彻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稳、准、狠地打击犯罪分子。[1] 它包括实体和程序两方面：“从重”是就实体而言，“从快”是就程序而言。二者又分别体现为司法和立法两个层面：从司法层面看，“严打”是一种在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范围内“从重”、“从快”的执法活动，这也是一般意义上的“严打”含义。[2] 但“严打”有时也体现在立法层面上，如1983年的“严打”，全国人大常委会于当年9月2日颁布实施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3]

“严打”刑事政策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当代中国“严打”政策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与西方国家“重重”的“严打”政策不同，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我国“严打”政策的典型的政治性、军事性、行政性和阶级专政性。“严打”刑事政策在我国20世纪50年代确立，80年代得到进一步发展。今天，“严打”刑事政策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本文试图对我国的“严打”刑事政策及其实践的进行历史考察。


一、确立时期：共和国初期镇压反革命运动“从重、从快”[4]的“严打”政策

1950年3月至1953年上半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镇反运动)，是建国初期中共领导的一场成功的镇压反革命的阶级斗争，是对反革命分子的“坚决无情地镇压”, 是共和国的首次“严打”。

（一）初期的“宽大无边”的政策

1、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3·18指示）

建国初期，出现了第一次犯罪高峰，峰顶为1950年，当年立案53.1万起。这次犯罪高峰正值两种社会制度更替的剧烈动荡时期。在这种情况下，195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指出，对反革命活动，“各地必须给以严厉的及时的镇压，决不能过分宽容”。但执行者片面理解镇压与宽大的刑事政策，片面追求宽大。

2、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1950年7月23日，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规定对手持武器、聚众叛乱者、对以反革命为目的的现行活动组织者及罪恶重大者、对怙恶不悛的匪特分子和惯匪，要坚决无情地镇压，都要处以死刑或长期徒刑。处理反革命案件时“均应切实调查证据，认真研究案情，并禁止刑讯逼供。” 随后，济南、福建、南京、苏南等地，也都相继大张旗鼓地展开了反特宣传。在群众的揭发控诉下，公审并处决了一大批罪行重大的反革命分子。

总的来看，从3月至10月，全国许多地方不同程度地普遍存在着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右倾偏向。

（二）“镇反”高潮：“从重、从快”

1、“双十指示”：纠右，抓杀管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指示》（即“双十纠右”）。指示指出：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要继续克服“严重的右的偏向”，“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指示要求坚决纠正镇压反革命中“宽大无边”的偏向，全面贯彻党的 “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根据这一指示，各地党委广泛发动群众，开始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从此，镇反运动逐渐进入高潮。

2、稳准狠

针对错杀，1950年12月19日毛泽东指示“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使社会各界没有话说。”[5] 1951年1 月17 日，毛泽东在《在关于对反革命分子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的电报》中说“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6]

3、《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条例根据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规定处理反革命案件的原则和方法，使镇压反革命斗争有了法律武器和量刑标准，推动了运动的广泛深入发展。群众性的揭发检举、公审反革命分子促使运动空前高涨。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个方面的敌人，一批又一批被镇压。

（三）镇反的收缩与结束：镇压与宽大结合

1、毛泽东关于不可捕错杀错，镇反的打击范围以及死刑比例的指示

1951年3月份以后，有些地方开始出现错捕错杀的“左”的倾向以及工作草率的现象。3月23日，黄克诚向毛泽东建议“停止大捕大杀”，“杀捕范围加以限制”。[7] 3月30日，毛泽东批示“应立即加以收缩”[8]。 同日，毛泽东指出，“我们一定要镇压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错杀错”；[9] 4月2日，毛泽东又指出“镇压反革命必须严格限制在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会门头子等项范围之内，不能将小偷，吸毒犯，普通地主，普通国民党员，普通国民党军官也包括在内，判处死刑者，必须是罪重者，重罪轻判是错误的，轻罪重判也是错误的，最主要的是捕人杀人名单的批准权必须控制在地委市委一级手里。”[10] 4月30日，毛泽东进一步对死刑的比例作出具体限制，他指出“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不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应少于千分之一”。“凡无血债或者其他引起民愤的重大罪行，但有应杀之罪者”，“可判死刑，但缓期一年或者两年执行”。[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