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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保局


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办法

1992年7月7日，国家环保局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查处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行为（以下简称违法行为）时，正确行使行政处罚权，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进行行政处罚时，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进行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先调查取证。后作出处罚。

第二章 管 辖
第四条 县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管辖本辖区内的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案件（以下简称违法案件）。
第五条 市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管辖下列案件：
（一）涉及重点污染源的案件；
（二）跨县级行政区的案件；
（三）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第六条 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管辖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和跨市级行政区的案件。
第七条 运输过程中发生的案件，由结果发生地或行为发生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管辖。
第八条 两个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都有管辖权的案件，由最先发现或者接到举报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管辖。
第九条 将产生严重污染的生产设备转移给没有污染防治能力的单位使用的案件，由转移一方所在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管辖。
第十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发现查处的案件不属于自己管辖时，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有管辖权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不得再自行移送或拒绝。
第十一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管辖权发生争议，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报共同上一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管辖。
有管辖权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由特殊原因不能行使管辖时，由上一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管辖。
第十二条 上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有权查处下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管辖的案件，也可以依法将自己管辖的案件移交给下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查处。下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其管辖的案件，认为确需由上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查处的，可以报请上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决定。
第十三条 法律、法规或规章对管辖另有规定的，按另有规定执行。

第三章 调查和处罚
第十四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发现违法行为后或在接到举报之日起十日内，进行初步审查，对符合下列条件的，应予立案登记：
（一）有违法行为或危害后果；
（二）依法应当或者可以给予行政处罚；
（三）属于其管辖范围；
第十五条 查处案件必须由两人或两人以上组成调查小组进行，并指定一人为负责人。
第十六条 调查人员进行调查时，应出示证件，表明身份，详细询问当事人、主管人员和证人。制作的询问笔录，应由被询问人签名，被询问人拒绝签名的，应在笔录中说明。制作的监测结果报告，应有监测人员的签名和监测单位的印章。
第十七条 调查小组在对违法行为人的主要违法事实、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损害程度和责任者的违法情节进行调查和核实，取得必要的证据之后，写出调查报告，提出行政处罚意见。
第十八条 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组成三人或三人以上单数的审议小组对行政处罚意见进行如下审议：
（一）事实是否清楚；
（二）证据是否确凿；
（三）查处程序是否合法；
（四）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
（五）处罚内容是否适当。
第十九条 经过审议确认应给予处罚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法定代表人签发《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处罚决定）。
经过审议认为应报经上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应向上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写出书面报告，并附有关材料，经批准后，方可下达处罚决定。
经过审议认为应由人民政府进行处罚的，应在提出处罚意见之后，将全部资料移交给人民政府。
第二十条 处罚决定应载明以下内容：
（一）被处罚单位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姓名（被处罚人姓名、性别、年龄、职业、住址）；
（二）认定的主要事实、证据；
（三）处罚的法律、法规依据；
（四）处罚结论；
（五）不服处罚申请行政复议的期限或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期限；
（六）处罚机关的名称和印章；
（七）作出处罚决定的年、月、日。
第二十一条 作出处罚决定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及时将处罚决定正本送达被处罚人，同时将副本送与案件有关的单位。送达必须有送达回证，由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收到的日期，并签名或者盖章。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的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受送达人拒绝签收的，送达人应邀请见证人到场，说明情况，并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理由和日期，把处罚决定留在受送达人处，即被为送达。
第二十二条 被处罚人对处罚决定不服，超过法定期限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三条 办案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案件办理完结后，办案人员应写出行政处罚结案报告，将查处过程中的材料立卷归档。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概述制宪权对人民僭越的危险

　　　　　　　　　　　　　北安市人法院 刘成江

　　立宪主义理论将政治国家设想为一个以宪法为基础、通过统一规范体系构成的政治实体。可是，规范并不能自我发现或自我创建。为了避免出现宪法“自己设定自己”这种谬论，施密特提出了“政治决断”，它将“人民”这个构建国家的制宪主体，和作为构建对象的立宪国家贯通起来；并且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制宪权”理论，阐释了人民构建政治国家的方式：根据政治决断，人民预设了自己作为“政治地存在着的联合人群”；以此为基础，人民作为政治存在通过政治意志“确定了自身存在的类型和规范”。其中，人民实践“政治意志”就是行使制宪权。制宪权理论通过“具体的政治存在”避免了制宪时出现宪法自我设定这种谬误，但它又留下了新的问题有待解决：“人民”作为抽象的政治统一体，通过“政治决断从政治存在中产生出来，确定了自身存在的类型和规范”；此间由“产生”到“确定”，必须凭借具体的掌权者来组织人民行使制宪权，权力由人民转移到掌权者手中，就造成了权力所有者和行使者的分离，掌权者表达的意志决断并不一定真实代表人民意志，由此产生了制宪权主体可能被僭越的危险。
之所以会产生这个问题，是因为施密特在设计制宪权的实现程序时，默认了一个前提：具体组织、参与制宪过程的人，他们正当地代表了人民的政治意志，即掌权者享有并行使权力都是正当的。只有这样，立宪过程才能被认为是制宪权的行使过程，制宪结果才能被认为是政治决断的真实反映，即依据制宪秩序而产生的政治国家能够满足民主原则所规定的正当性要求。
　　但和理论设计有所出入的是，现实中声称代表人民的掌权者并不总是能够获得人民认同，即不能基于权力事实就推定权力具有正当性。事实上，施密特自己也已经认识到，制宪权之所以能使政治国家获得正当性，并不是因为制宪事实，而是因为“宪法产生于制宪权权力和权威的决断，如果这种权力和权威受到承认，宪法就具有正当性……”正是“受到承认”才是制宪权赋予宪法正当性的关键程序，如果不满足“承认”这个前提，制宪所产生的国家，它声称具备的正当性就可能是虚假的。
　　况且，如果承认一个政权，可以根据它所自称为“民主”的制宪过程就推定为已经获得人民的正当认同，那么，一个实行开明专制的君主国，同一个由恐怖组织通过暴动控制局势、再以制宪形式推行统治的国家之间，就不会有什么根本的区别，恐怕前者还会对人民更好些。
　　但在认识到这个问题之后，施密特却并没有在制宪权的理论中给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要解除人民被僭越的危险，实际上就是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在制宪权权力所有者和行使者分离的结构基础上，使制宪权获得承认，即获得正当的权威认同。
　　虽然施密特在制宪权理论中曾提到“没有必要区分权力和权威”，可是他也不得不承认，在国家学说的整体意义上，区分权力和权威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正是这种区分暴露出制宪权中存在人民被僭越的危险：制宪权主体享有的权力，是对制宪程序中掌权者行为进行权威判断的权力，它“是实实在在的”一种认同力量，表明主权之所属，而掌权者的权力也是一种力量，它通常被论述为主权的衍生物(如立法权力、军事权力等)，掌权者享有权力这种事实只是产生了“将个人之意志加诸他人之行动的可能性”，“可能性”能否转为“现实性”则取决于权威；权威是一个解释正当性的范畴，它解释了权力为什么能够得到服从。符合权威的判断标准，掌权者的权力就在获得正当性认同的意义上被认为获得了权威，认同的主体就是人民；此时才能认为掌权者的统治能够成为一种“成功的命令或嘱咐”。因此，制宪权之所以能够产生有效的宪法和法律，是因为它默认了这个前提：人民对制宪程序中的掌权者已经作出了权威认同这种判断。
　　但如果这个默认的前提只是虚假的，掌权者只是根据力量优势推行自己的意志，然后纯粹在握有权力的事实基础上声称自己获得了人民的权威认同，那么制宪权就会蜕变成一种形式，构建的只是“语义性的立宪国家”。在当代立宪主义语境下，这种情形可能导致政权权威认同虚假化，并且它已经不仅仅是停留在设想中的危险，而已经成为现实的问题，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美伊战争。
　　其实早在战争结束前，齐泽克就已经指出，这场由外来掌权者根据“华盛顿共识”推进的民主化制宪运动，已经演变为这样一种滑稽的景象：“美国给人民带来新的希望和民主，然而，同样不领情的人民非但没有热烈欢迎美国军队，反而拒绝接受——他们挑三拣四，收到礼物却毫无谢意，而美国的反应则像一个面对他曾无私帮助过的人们的忘恩负义而感情受伤的孩子。”最终这场由美国主导的构建未能按照原初的设想实现，撤军后，伊拉克安全局势中仍然危机四伏，时刻面临冲突升级的危险，这说明，美国所扶植的现任伊拉克“本土”政权也尚未完全获得制宪权主体的认同。伊拉克局势的动荡从反面说明：被僭越的人民会选择突破现有政权体系，以摧毁秩序的方式去走向新的制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