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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的撞击
——现代司法理念与法官职业道德之冲突

杜海军


【内容提要】该文作者没有从大家惯常的角度着手论述现代司法理念与法官职业道德的重要意义和如何树立现代司法理念及法官职业道德，而是别出心裁地从两者的冲突着手，勾画出树立现代司法理念与法官职业的道德的冲突与解决办法，从而指出了法官职业道德也应与时俱进，适应形势发展，以与现代司法理念相融合，从而相互作用共同对法官的判案产生深远影响。
一、现代司法理念与法官职业道德之碰撞
（一）司法理念的内在性与职业道德的外在性的冲突，有时使案件走向摇摆不定。
现代司法理念是经过实践证明的科学的观念，它存在于法官的思维中，并在法官处理案件时发挥着重要作用。道德则是内在性与外在性的统一。康德明确将道德的特征归结为“内在性”，而与法律规范的“外在性”相对立。但现代分析法学家哈特指出，用外在性和内在性作为区分法律与道德的界线，是一种“严重的误导” 。他认为道德的重要社会意义在于它对社会成的员“重大社会压力”。②虽然哈特关于法与道德的关系的论述有其明显不足，但他认为道德是内在性与外在性的统一则无疑是正确的。法官职业道德则上升到规范角度，我国的法官职业道德行为规范称为“基本准则”，使道德的范畴赋予了外在性的拘束力。从道德角度来讲，法官不仅讲究基本准则中规定的义务，更会考虑现实社会对他的评价和认可程度，所以判处案件时就不得不讲求社会效果，追求社会效果事实上成为法官的终极。现在有目共睹的事实就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讲，某某法院办案、某某法官办案讲究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现代司法理念，讲求的是司法独立、法官独立。这是个大的方向，随之法官判案时，就应严格法律程序，遵照实体法做出判决，在这个时候，法官应该独立于社会，不能受媒体、社会舆论的左右。英国有个谚语“神与法官不可交”，这也表明，法官的超脱地位。因此，现化司法理念与法官职业道德的外在性产生了矛盾和冲突。
（二）司法理念的法律真实与法官职业道德的客观真实的冲突，有时是摆在法官面前的二难选择。
现代司法理念，讲求法律真实。2003年3月26日在全国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指出，在我国各级法院法官的头脑中，已初步树立了三种现代司法理念，其中就有“初步树立了法律真实的观念，按照传统的司法理念，人民法院处理案件无限度的追求案件的客观真实，忽视了审判规律”。在法律真实中，同时应该树立程序意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四十三条的规定，证据都有举证期限，若不在举证期限内举证，后果就是证据失权，人民法院不会采纳。这时，人民法院根据程序所获得的有证明力的证据，所得出的结论可能会与客观事实不一致，但为了保证法院及时有序地审理案件，督促当事人及时合法的行使权利，这样规定是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的。法官职业道德对法官公正执法提出了要求，即要实体公正，又要程序公正，基于道德主要体现为法官的内心良知，所以法官判案时更多的是会追求案件的客观真实。现代司法理念与法官职业道德又产生了冲突。
（三）司法理念中的协商性司法与法官职业道德中的责、权利、义务相适应的冲突，有时会对垒于法官的思维之中。
协商性司法，古已有之。中国现代“马锡五式审判方式”则为中国司法调解注入了更大的生机。现代司法理念，强调权利为本，尊重当事人的意思，协商性司法制度的兴起和发展则不可遏制。协商性司法的价值在于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权利，通过协商对话来调解纠纷，在民事审判中我们称之谓调解制度。2003年12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案件的若干规定》则在第十四条规定一些案件应当先行调解制度。③2002年，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的“国内辩诉交易第一案”④则在我国的刑事司法领域掀起了轩然大波。刑事司法领域是否会将这一尝试作为一种制度加以规定并普及我们不去考究，但是，这一案件的出现，也凸现了中国司法实践领域对协商性司法的热衷。法官职业道德则强调法官的义务，对当事人而言则秉承责、权利、义务相适应这一传统司法理念。法官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会常常遇到当事人为了及时解决纠纷或者一些现实利益，而宁愿去接受对方提出的一些不合理的要求，这时，作为法官，对于这种交易，在决定是否采纳的同时，是自己道德对这种行为过滤的过程 ，这种不合理的协议，法官在处理案件时心理会产生激烈的撞击。
二、现代司法理念与法官职业道德冲突之解决
（一） 修德与遵法
“百行德为首”，作为社会的司法者法官来说，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尤为重要。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曾撰文《判决是经过法官道德过滤后的法律》，该文对法官职业道德的重要性及构建法官道德体系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判决与法官的职业道德之间的必然联系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法官职业道德的重要性不得而知。法官职业道德体现为公正、效率、廉洁、文明。在法官职业道德中，也体现了现代司法理念。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作为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在于提高法官职业道德，构画出了中国未来法官的良好风范，其间也昭示了许多的先进司法理念。可见，法官职业道德与现代司法理念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相得益彰的，因此，修德在一定程度上是提升司法理念，促进理性司法的过程。作为现代司法理念，它都会通过某项法律制度，法律规范加以确认或得以体现，因此，司法者遵法尤为重要，这即是司法者具有现代司法理念的一种外在表现，又是司法者具有良好德行的昭示。在遇有两者产生冲突时，遵守法律办案，摒弃自己的感情因素及道德的影响，是树立社会正义的必然要求。亚里士多德认为：“凡是不凭感情因素冶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较为优良。法律恰正是没有感情的；人类的本性便难免有感情。……那么，这就的确应该让最好的人为立法施令的统治者，但是在这样的一人为治的城邦中，一切政务还得以整部法律为依归。”⑤这句话虽是他在讨论法治与人治中的一段精彩描述，但是这段话却说明，人是有感情的，会感情用事，而法律则不同，它没有感情，不会偏私。这对于法官处理案件时也有很大帮助。法官职业道德，它首先是一种感情，是一种内在的可以变化的情感因素，因此，每一位法官都不能保证通过自己的道德、感情所得出的结论会优于通过法律得出的结论，因此，遵法行事，是确保实现正义的最重要的前提。
（二）独立与居中
联合国在《司法独立世界宣言》中确认：“法官个人应当自由地履行其职责，根据他们对事实的分析和对法律的理解，公正地裁决其所受理的案件，而不应有任何约束，也不应为任何直接或间接的不当影响、怂恿、压力、威胁或干涉所左右，不论其来自何方或出自何种理由。”在我国，宪法规定了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我国没有规定法官独立，但毋容置疑，法院的独立体现在法官的独立，没有法官的独立，法院独立只是一句空话。这就需在体制上为法官独立创造条件。法官司法，经常受到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及人民团体的干涉，这如果在体制上进行改革，实行法官独立，则公正司法，实现社会正义绝非难事。但法官经常受到社会舆论的左右，这种社会压力，会使法官道德的筹码产生倾斜，法官的道德与现代司法理念的冲突就会出现，这种矛盾，却非常棘手。法官虽然独立，但他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来自社会各界的压力每一位法官都会感受到，不管这种压力是否倾向于受害者，这都会对法官公正执法产生影响。刚才所说的修德，其主要目的也就是让法官的道德的天平尽量保持平衡，但即使德行再高的人，外界社会的压力都会使其深思如何行为才符合“有德”，使法官对自己的道德的天平进行检讨，而重新调整自己的道德的天平。这样，法官会自觉不自觉的将天平的筹码加到了社会舆论这一边，认为这才是符合法官职业道德的行为。但这却与现代司法理念中的司法独立与居中裁判格格不入，此种情况下，抛弃感情因素，扔掉以道德评价案件的法杖，居中裁判才会落到实处。
（三）目的与妥协
司法是服务于国家与社会的，法律规则是有一定的目的可循的。德国法学家耶林指出：“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即一种事实上的动机。”美国现代法学家富勒也指出：“法律规定最本质的意义就在于它反映了一个或一些目的。”⑥与此同时，他指出了法律目的性在法律解释时的重要性。他举例证明了他的观点。“禁止车辆进入公园”，如果按照字面解释，一个人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卡车作为纪念品安放在公园里无疑是违反了这条法律。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该法律的目的是为了公园里行人安全和保持安静，那么，此人便毫无过失。⑦不管两位法学家对法律目的作了如何阐述，但我们法官在司法中，对于现代司法理念与职业道德冲突引起的困惑，完全可以通过探究法律的目的性来得到较好的处理。比如，在协商性司法与责、权利、义务相适应发生冲突时，我们法官就应该考虑，我们法律的目的是什么，这时困扰我们的难题就会迎刃而解。法律的目的之一既然是解决纠纷，化解矛盾，那么，当事人之间的协商就具有了现实意义。当事人之间的协商，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方或者双方的妥协，这种妥协，也是建立的有一定的现实利益基础之上的，我并不是利益主义的鼓吹者，但利益也是司法追求的目标之一我却深表支持。既然当事人已达成协议，我们法官也应做出相应妥协，只要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我们就不必强迫当事人必须怎样行事，这也是当事人对自己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的一种处分而已。目的性研究，否定法官以社会评价作为目的是否实现的依据，否则，就会走上任由社会舆论摆布，不能独立居中裁判的老路。这种协商性司法的出现会招人异议，司法正义还存在吗？我认为，并不能据此认定司法正义的目的没有实现，相反，这种协商为司法正义的实现留下的更大的空间。司法正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程序上和实体上的处分原则，权利本位是对当事人最大的尊重，正义的实现就是当事人权利的行使过程。
（四）价值与让位
司法的价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立的“公正与效率”主题可窥一斑。公正体现为正义的追求，效率则在程序中得以体现，也是正义的一种表现。现代司法改革，即要实现司法公正，又要追求效率，在两者之间寻找最佳平衡点。对正义的追求，是建立在法院按程序办事，在期限内及时审结之上的。比如说的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冲突，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正与效率、程序之间的矛盾。我们追求司法公正，并不是无限度地去寻求客观真实，这在许多情况下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程序上的公正，却能很容易掌握。我国的三大诉讼法及两大关于证据的解释，⑧都体现了追求程序正义。当我们用怀疑的眼光去看待运用正当程序所得的结论是不是客观事实时，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为了寻求客观真实而牺牲了多少宝贵的财富，包括法院的人力、物力、时间，也包括当事人的人力、物力、时间，最终还是有许多许多案件达到完全的客观真实。这时我们就会反思我们的作为，要得出这种理想主义结果，在很多情况下是遥不可及的，并且是不可预知的，到底怎么样才会是司法的最大价值？这几年的司法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在公正与效率之间寻求平衡，让正义成为一个让世人一看就知的公正，就得依程序办事，坚定以合法程序得出的判决就是合法判决的理念。这时就要对程序的价值进行分析，程序的公正也是一种正义，是通过审判客观规律所反映的正义，是以损失较小的公正（这种较小的公正时常是不可及的，如客观真实）而获取更大的公正（树立裁判权威意识，让公众依法行事），这时，根据价值判断，我们就会择其一而行，价值小的公正就得让位于价值大的公正。


①见尹忠显主编《法官职业道德概论》13页。
②郭道晖《道德的权力和以道德约束权力》。
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很简易程序审理民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规定：“下列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开庭时应当先行调解：（1）婚姻家庭纠纷和继承纠纷（2）劳务合同纠纷（3）交通事故和工伤事故引起的权利义务关系较为明确的损害赔偿纠纷（4）宅基地和相邻关系纠纷（5）合伙协议纠纷（6）诉讼标的额较小的纠纷。”
④见郭毅，王晓燕：“国内辩诉第一案审结”《法制日报》2002年4月19日。该案详情如下：被害人王玉杰与被告人孟广虎国车辆争道而发生争吵，后被告人孟广虎及同伙将被害人王玉杰打成重伤。案发15个月内，因公安机关未能抓到与孟广虎同案的其他犯罪嫌疑人，故无法判断被害人的重伤后果是何人所为。为了尽快了结本案，经公诉机关与辩护人协商：只要被告人认罪，并自愿承担民事责任，控方同意建议法院对被告人适用缓刑从轻处罚。最后法院采纳了控辩双方的交易结果，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孟广虎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开庭仅用了25分钟。
⑤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48页。
⑥富勒：《本世纪中叶的美国法律哲学》。
⑦富勒：《实证主义的忠实于法律》，载于《哈佛法律评论》1958年第71卷，第630页。
⑧二大关于证据的解释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的若干问题的规定》。



公房拆迁引发回购协议效力之争

张生贵


　　一起涉及拆迁补偿款分配的民事案件，庭审结束后，突然出现八份由中办局加盖公章的函件，对已发生拆迁一年多的公房，反复给户口迁出拆迁房三十多年、未在拆迁房居住、早年享受国家房改政策并取得房权的离休人员具函确认承租协议的效力，被其确认有效的承租协议中的一方当事人已去逝十年，被其确认无效的承租方却居住三十年并一直缴纳房租，在客观事实与主观确认之间，究竟该如何认定相互矛盾的协议效力？党政机关为承租协议的一方当事人时，是否有权对已经履行完毕的协议和已经拆迁灭失的公房协议再行撤销或认定无效？平等民事主体之间订立的购房协议，任何一方不得成为自己行为的裁判官，这是古老的法则，本案的起落复杂多变，房管部门、拆迁人、被拆迁人、原承租人各方利益交织在一起，引发诸多法律视点。
　　一、案起拆迁：
　　2009年3月8日北京西长安街道路拓宽工程进入启动程序，位于双栅栏胡同2号院的居民户面临拆迁，为确保此项工程的顺利进展，西城区成立了西长安街道路拓宽及特殊用地拆迁指挥部，被列入拆迁范围的居民户接到拆迁公告，杨军是其中的一位普通住户。此次要拆迁的是杨军承租的公有住房，杨军一家人对政府的道路拓宽工程给予大力支持，积极配合指挥部工作人员入户测量，评估定价，盼望着拆迁后早一些改善居住条件，杨军一家在此居住了三十多年，低矮潮湿的平房生活极不方便，杨军是下岗员工，在房价畸高的京城根本无力购房，只能挤在四十平米的小房里，无论冰冷严寒的冬天还是烈日炎炎的夏日，在一天天的日起日落中熬过艰苦的日子，相信凡是住过六十年代的破旧平房的家庭，都会对居住老旧平房有着难以言表的感受，此次拆迁将带给杨军些许希望。
根据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北京市人民政府住房制度改革文件规定，承租的公有住房如果遇到拆迁的，公房管理部门必须先行房改，承租人有权以成本价回购房屋，回购后承租人以被拆迁人的地位办理拆迁被偿安置手续。2009年3月10日杨军同原央产房管理单位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订立了《购买单位住宅平房协议书》，2009年4月19日杨军持有此合同与西城区西长安街拆迁指挥部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各项手续都办结后，正当杨军申领发放拆迁补偿款之际，杨军的前夫刘某的母亲与妹妹得知拆迁可以得到一笔拆迁款之事，随向拆迁指挥部提出质疑，要求将拆迁款发放给他们，拆迁指挥部随中止了给杨军放款的程序，审核杨军的居住与承租事实，杨军向指挥部提交了全部的合法材料，不料杨军的前夫刘某的母亲与妹妹也向指挥部提交了相关材料，这些材料是其事后为取得拆迁补偿款补办的，拆迁指挥部遇到了少有的难题，同一处被拆迁房，摆在工作人员面前的有完全不同的两种情况，一是2009年3月10日原公房管理单位与杨军订立的回购协议，二是2009年4月20日原公房管理单位又就同一处房屋与刘母订立的回购协议，面对完全相左的两份回购协议，依法只能选择一个，争夺拆迁款的家庭矛盾由此拉开。
二、谁是真主：
不管争议何时发生，也不问争议包含多少复杂因素，拆迁指挥部依法只能选择和确定一个回购人，并向其核发拆迁补偿款。
经过拆迁指挥部的认真分析判断，依据北京市房改政策规定，最终确定杨军为唯一被拆迁人，经向原产权单位征求意见，原产权单位出具文件撤销了其与刘母之间的回购协议，拆迁指挥部将拆迁款发给了杨军，事宜至此，似乎该画上句号，难料后来发生的事件更为复杂化。
三、诉辩交锋：
2009年5月25日刘母及刘妹一纸诉状将杨军诉向西城区人民法院，要求杨军退还拆迁补偿款，理由是杨军无权分得拆迁款，刘母是此房的合法承租人，刘妹的户口在此房内，应当取得拆迁补偿款；杨军提出答辩意见，认为原告在诉状中所述内容不是事实，答辩人是合法的公房承租人，具备法定拆迁补偿资格，原告不具备补偿安置法定条件，无权取得拆迁补偿款。
1、答辩人及原告的居住、房产及状况：
答辩人自1981年同刘某某结婚后一直居住在双栅栏胡同2号，近三十年时间，户口于1981年迁入。答辩人曾在北京华奥商厦工作，是一名普通的售货员，2001年退休，收入微薄，答辩人在工作单位自始至终没有得到过任何关于住房方面的福利待遇，答辩人的前夫刘某某没有稳定收入，没有享受过住房福利待遇，刘某某自1978年就一直住在争议房内，在本市没有其他住房。答辩人的女儿1983年出生，一直由答辩人供女儿上学，答辩人还赡养着没有任何生活来源的老母亲，生活一直处于困境中。原告刘母是纺织部门的离休干部，1978年就搬离到其丈夫刘父在电子工业部门的福利房，户口同时迁出。刘妹是刘母的女儿，1978年随父母搬到翠微路居住，户口一同迁出，婚后一家三口人居住在石景山区鲁谷路的福利房，刘妹自2000年到英国发展，开办有自己的私人诊所，2001年将儿子也接到英国定居，经济条件很好，其户口在答辩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于2000年后擅自迁回双栅栏胡同，此次起诉时答辩人才得知此事，原告刘妹属于空挂户，其主张分配拆迁款没有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2、被拆迁以前争议房的居住情况：
1978年刘父自本房搬走后承诺将双栅栏胡同2号的49、65到69号房安排两个儿子（刘某某、刘弟弟）居住，大儿子刘某某住66、67号两间房，二儿子刘弟弟住65、68、69号三间房，49号房由两家共同使用。此后刘某某和刘弟弟都在此房结婚成家并有了儿女，答辩人是1981年同刘某某结婚后居住此房的，一直到此房被拆迁，居住近三十年时间。1982年刘弟弟的儿子出生后，刘弟弟一家三口人就搬到翠微路，1999年刘父病逝，2000年刘弟弟将居住的双栅栏65、68、69号房同案外人刘同事置换，由刘同事使用刘弟弟位于双栅栏65、68、69号房，刘弟弟换住刘同事位于翠微路3号院楼，换房后刘同事要求变更承租人，面临着分户承租，刘弟弟、刘某某与刘母及家人商量分户更名，当时家人没有任何异议，刘母向刘弟弟提供了刘父的死亡证明和原房屋租赁合同，于2000年5月22日到中央某局办理了变更承租人手续，并将49号、66号、67号三间房的承租人变更为刘某某，将65、68、69号房变更为案外人刘同事，此次拆迁刘同事领取了65、68、69号房的拆迁款，原告及刘弟弟对此没有提出任何异议。2004年答辩人与刘某某通过西城区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经（2004）西民初字第8119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离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房使用权司法解释规定，调解书第二项内容将西城区双栅栏胡同2号三间房（49、66、67）的使用权确定给答辩人，2004年8月答辩人通过中央警卫局办理变更承租人手续，答辩人承租的三间房中的前排66、67号为里外套间，由答辩人和女儿居住，后排的49号房由刘某某居住。自刘某某承租到答辩人承租，其间九年多时间没有人提出过异议，如果没有拆迁的话，答辩人必然会永久居住，由于发生拆迁，看到有补偿款的利益，原告前来争夺补偿款，不能得到法律支持。法律规定拆迁补偿款的用途是满足承租人的房屋被拆后的购房保障，以确保承租户的基本居住条件，而不是让大伙分掉了事，给被拆迁人留下无房居住的局面，答辩人领到拆迁补偿款后已用于实际购房，如果法院判决分给原告拆迁款，就会导致答辩人居住三十年的房屋被拆迁而失去安身之处，答辩人没有经济来源，没有能力购房，此款是专用于答辩人改善居住条件，原告无权分配，原告有自己的住房，拆迁发生前没有在此居住，不具备房屋拆迁条例规定的安置补偿资格，其主张分款缺乏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
2009年3月6号拆迁方发布拆迁公告，答辩人依据规定陆续办理补偿手续，原告争夺拆迁款引发争议，刘母的理由是该房由刘父承租，拆迁款是遗产，由继承人分配，刘母的说法缺乏法律依据。根据继承法规定，遗产是被继承人身前遗留的财产，而拆迁补偿款是对承租的公房拆迁后发放用于购房的款项，公房不是被继承人的合法财产，公房拆迁后发放的补偿款也不能被认定为遗产，拆迁补偿款专用于承租人购房。刘母于1978年就搬离此房，终止了与原产权单位之间的公房承租关系。根据国务院关于房改政策，原有住房实物分配按照级别、工龄等条件实行对应分配，且只能享受一次。原告刘母为离休干部，住房条件已经得到国家妥善安置，并已经通过房改享受了全部待遇，此次再来争夺公房拆迁款，其行为实际上是超标超面积超额变相增加待遇，造成住房制度的不公平，违背了国家监察部《关于制止和纠正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中违纪违法行为的通知》监发［1998］2号规定，据此，刘母从产权单位取得的相关材料被拆迁部门认定为不合法而不予执行。
此次拆迁由西城区公安、检察、法院等多个部门同时参与，经过指挥部的认真审查，根据法律规定确定执行与答辩人的拆迁协议，针对刘母提供的由产权单位营房科出具的三份材料，拆迁指挥部通过里查外调，认为刘母的材料不合法，2009年5月7日拆迁部门将拆迁补偿款打到答辩人的账户，答辩人对拆迁指挥部的明辨是非的正确决策深表感激，答辩人积极配合顺利完成了拆迁工作。拆迁指挥部门根据承租人为答辩人的实际情况发放拆迁款，这是答辩人用于安置晚年居住的唯一保障。
原告刘妹的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支持。刘妹仅有户口迁入，且刘妹在拆迁发生时没有在拆迁房内居住，不是安置补偿对象。自2003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对拆迁条例修正后，户口不再成为安置补偿的条件，且刘妹的户口迁入动机不当，未经答辩人同意，仅仅是空挂户口，而且其移居英国多年，经济条件优厚，这种情况下同无房居住的答辩人前来争夺拆迁款，其行为违反法律规定，不应得到支持。刘妹属于居住在国外的诉讼主体，依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其委托书及起诉书的签名需经认证程序，答辩人对其诉状的签名及委托书签名提出异议。
三、轻率行文：
本案业经2009年7月13日、2009年9月20日、2010年4月14日、2010年5月28日四次庭审，依据民事诉讼法及最高院关于审限规定，本案自立到审，至迟应在2009年11月份就该作出判决，但法庭迟迟没有下达判决，一年之后的2010年5月再次庭审，究其原因，被告猜测法庭有意给原告留出时间搞活动，产权单位第三次又给原告分别出具了四份材料，并加盖了中办某局的印章，内容都是中办确认与杨军之间的回购协议无效并撤销，法庭专程给原告留足搜证时间，起的后的一年时间补提2010年4月9日《关于对原西城区双栅栏胡同2号公房的决定》；2010年5月14日《关于北京房修一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历史沿革的说明》；2010年5月14日《关于对原西城区双栅栏胡同2号公房的有关决定》；2010年5月7日便函；此前的2009年4月20日加盖公章的便函；2009年6月4日 给法院的公函，党政机关的公章横飞，被告杨军一时难以置信，堂堂中办机关，密集时间内给一位普通离休人员连续出具七八份加盖公章的文件，杨军心想很有可能是原告为达夺款目的私刻公章。
根据国家党政机关行文规则及印章管理办法，中央级党政机关不可能也不应当为公民私权利益出具公文，可是，原告地地道道地将带有印章的函件递交到了法庭，公文一概写到杨军与其订的回购协议无效，决定撤销，承认与刘母之间订立的回购协议。
针对公章满天飞一事，由于公文里没有行文序号，有可能是私自加盖，为此，杨军多次找过某单位投诉，递交申请，要求审查出具公文的经办人，查一下是否有主管领导的签批，查一下有无公文备件，都未能得到答复，出于无奈，提写此文，呼吁关注，引起相关部门的足够重视。
四、私益公办：
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及《民法通则》第五十九条规定，只有人民法院或仲裁机关根据当事人的诉求，通过法定才能确认协议的法律效力，其他任何机关或个人均无权对合同的效力做出认定。
案中原公房产权单位或管理单位无权就回购协议随意撤销或按无效认定，犯了最基本的低级错误，房屋已经拆迁后，更不可以对已灭失的房屋再行订立承租或回购协议。
从时间要素看，杨军的回购合同发生时间为2009年3月10日，2009年5月8日履行完毕并拆迁，事后一年多时间，产权管理单位言称撤销并另与刘母订立协议，近似让死人复活一样；从客观要素看，杨军的承租合同是实际发生过的客观事实，杨军一直缴纳房租，而刘母的合同仅有形式上的事后补订，缺乏客观实际内容，更无交纳租金的行为，法律确认的是具有民事法律效力的行为和事实，并非单一的文字表示。从法律程序上看，如果合同一方拟确定合同无效或撤销，必须经过司法程序，通过诉讼方式，单方宣告行为对合同另一方不产生法律效力；从处理后果看，原告起诉拆迁款分配纠纷，而原被告诉辩焦点却是承租公房的资格问题，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公房案件的审理纪要，公房承租资格问题，属于行政争议，不能在民事程序中解决，原告拟通过主张承租资格问题达到分割拆迁款的目的，此种诉讼指向违背民事诉讼原则，承租人资格与拆迁款分配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法律关系，前者是公房管理机关与适格的承租人之间确定承租关系的法律行为，后者是拆迁补偿款在适格的共居人或共同使用人之间如何分配的问题，原告将两种性质不同的法律关系放在一起解决，不符合一事一诉的司法原则。根据民法关于禁反言规则，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可能对已经实施完毕的行为推倒重来。为保障交易安全，法律禁止自我否定；虽然原告可能提交事关承租回购协议的意见，但本案杨军从拆迁指挥部取得拆迁款的行为合法，应受法律保护，此前的承租协议不能对确已发生的拆迁行为做出否决。从行政权角度看，行政机关不可以对公民个人行为下达决定或表达机关意志。根据党政机关行文规定，出具行政公文，必须由单位法定代表人签署意见，并根据备份编写统一文号，而原告提交由中央某局出具的公文即缺少行文编号，也没有领导签署备件，有可能是盗盖公章，不能代表法人意志。原告提交的所谓八份机关函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证据，仅仅是某些意见和看法，不能成为定案根据。否则就形同司法认可行政机关递条子或司法自愿接受行政干预。产权单位或主管部门尽管享有对承租房的管理权，但此项权利的实施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并要符合国务院关于房改政策，而不应当是随心所欲，中办某局擅自加章的行为很不严肃。
五、法律视点：
本案即有事实争议，又有法律争议，考虑到案件焦点集中在“拆迁补偿款取得资格”、“承租的公有住房拆迁后拆迁补偿款的归属”以及“拆迁补偿款的法律用途”三个方面，综合如下。
1、法律规定公有住宅拆迁补偿款具有特殊的性质，带有政策性和居住保障性色彩。杨军是被拆迁人，拆迁款用于居住安置，原告有住房，并非被拆迁人，无权主张拆迁款。
从取得资格条件上看，拆迁条例对“拆迁人”与“被拆迁人”规定的很明确，《条例》第四条规定，“被拆迁人”是房屋所有人；《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拆迁人应当对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支付搬迁补助费。《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被拆迁人是指被拆迁房屋的所有人。第二十八条规定，拆迁市和区、县政府所有并指定有关单位管理的公有住房的，直管公有住房应当按照房改政策出售给房屋承租人。房屋承租人购买现住公房后作为被拆迁人，由拆迁人按照本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给予补偿；《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拆迁已购公有住房，拆迁人应当按照被拆迁房屋的房地产市场评估价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拆迁人应当对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支付搬迁补助费。第三十二条规定，被拆迁已购公有住房的所有人或者租赁房屋的承租人在规定搬迁期限届满前搬迁的，拆迁人给予提前搬家奖励费。
本案被告人属于已拆公有住房的承租人，具备《办法》及北京市京国土房管字第【2001】1281号房改政策规定的回购公有住房的资格条件，通过回购公有住房后成为被拆迁人，据此获得拆迁补偿款，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拆迁补偿款用于保障被拆迁人基本居住条件，被告用此款购买居住房，如果支持原告的主张，势必造成被告无房居住的困境，即违背法律规定，又成为不稳定因素，原告的主张缺乏法律及事实依据，应予驳回。
北京市人民政府规定，能够获得拆迁补偿款的资格条件限于“在拆迁范围内有本市常住户口”“在拆迁公告发布之日前实际居住两年以上”“拆迁公告日前三年独立分户”“在本市拆迁范围外没有正式住房”四个条件同时具备，缺一不可。《北京市拆迁管理办法实施意见》第十八条规定，被拆迁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拆迁范围内另有正式住房，不被列为应安置人口，本人或配偶在拆迁范围外的国有土地上自有或者按照本市规定租金标准承租住房的；本案中的各原告均在拆迁范围外另有正式住房，且居住条件优越。参照《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本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办法的批复》（2000年5月22日），拆迁补偿款=拆迁补偿价格×原建筑面积+经济适用房均价×拆迁补贴面积，其中拆迁补贴面积按下列公式计算：拆迁补贴面积=原建筑面积×拆迁补偿系数。拆迁补偿系数一般为0.7，按市政府相关文件规定，各区可以决定增加拆迁补偿系数，根据前款规定计算的被拆迁房屋使用人的拆迁补偿面积仍不足十五平米，并且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按照十五平米计算拆迁补贴面积，一是在拆迁范围外别无正式住房的；二是在拆迁范围内有本市常住户口并且长期居住的人口在2人以上的；三是不属于拆迁公告发布之日前三年以内通过办理房屋租赁分户、析产、交换、赠与等手续新增的户；《北京市加快城市危旧房改造实施办法》（ 2000年3月23日）第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居民，视为在本危改区以外有正式住房：一是本人或者其配偶在危改区外国有土地上自有或承租住房的；二是本人在危改区范围外的国有土地上住用其父母、子女自有或承租的住房的；三是本人或者其配偶在本市近郊区（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集体土地上自有正式住房的；据此可见，第一原告的条件不符合取得拆迁补偿款的资格，第二、三原告仅有户口，且没有实际居住、没有独立分户，在本市石景山区另有正式住房，第二、三原告虽然户口在诉争已拆迁房屋，但该原告既未与承租人长期生活在一起，也从未在该房屋居住过，更未交纳过与房屋承租有关的任何费用（国务院针对拆迁条例的解释中提到，原条例将户口作为安置面积的标准，实践中被一些人所利用，以谋取不正当利益，因此2001年新条例取消户口条件）。被告一即是登记的承租人，依法有权回购原承租的公有住房，以被拆迁人身份取得拆迁补偿款，用于购买安置房，第二、三被告是多年共同居住家庭成员，是适格的被安置人，各自取得相应的补偿款，此举没有侵害原告的利益。
2001年11月1日版的《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不再以户口是否在被拆迁房内为补贴面积条件，均改为以评估价确定补偿款，上述“关于户口、实际居住、别无住房”的条件是原 1998年10月15日版《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规定的，本案中的拆迁行为发生在2009年，执行的是2001年版《办法》，因此，对拆迁补偿款取得资格的规定，无论是旧版《办法》的四个条件，还是新版《办法》的依商品房价格评估确定，原告都不能得到拆迁补偿款。拆迁补偿协议中虽列有被安置人口一栏，主要是因为拆迁补偿协议一直使用原有填空式格式条款，根据同地区商品房价格为拆迁补偿款的评估依据确定，此栏内容在2001年11月1日后已失去原有意义。
2、承租人变更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原告自认原已拆迁房经家人迁出另居时，由原承租人及家庭会议共同确定，分配给被告一家使用。原告事后发现有拆迁利益时再回头主张承租权，缺乏依据，本案争议的是拆迁补偿款的取得资格问题，原告主张承租人资格系与房管部门的行政争议，且时效已过，不应在本案中一并处理。
根据城市公有住房管理规定及继承法相关规定，公房承租权在我国不作为继承标的，原承租人死亡或迁出时，由该房具有同一户籍、共同居住、无房户三条件同时具备的共居人愿意继续承租的，与公房管理单位重新签订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才能确定承租人地位。被告早年经合法程序登记为承租人，其资格条件受法律保护，原告不具备承租资格，如果原告针对承租人资格问题提出异议，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且诉讼时效已过，原告预通过纠正承租资格的方法达到分得拆迁补偿款的诉讼策略缺乏法律依据及事实根据。原告的户籍自1978年迁出，在本市另有正式住房，第二、三原告事后未经被告允许又将户口迁入，性质上属于空挂户。根据2001年2月26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给宣武区人民法院关于公有房屋承租人变更有关问题答复的函》，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城市公有房屋管理的若干规定》(京政发〔1987〕109号)第12条第5项规定：“承租者外迁或死亡，原同住者要求继续承租的，须经出租单位同意，并新订租赁合同”。作为代国家行使公房所有权职能的房屋管理部门，是直管公房的出租人，市政府规范性文件明确了“外迁”和“死亡”是租赁关系变更的前提条件，即无论“外迁”和“死亡”都有可能产生变更房屋承租人的情形。“外迁”是指房屋承租人另有正式住房后，不再继续在原房居住。外迁后其户口是否也一并转移，应符合户籍管理的有关规定。本案中，原告提交的补充证据（1979年的承租合同及2000年5月份的退房、收房通知单【20004号】明确记载原承租人于2000年5月22日迁出，并将承租房退回原产权单位，原产权单位转租给被告一家。如因原承租人外迁而由符合条件的共居人承租住房时，根据有关规定应由有关当事人提出申请，出租方同意后方可变更。
案件中原告起诉状事实理由第八行自认的事实“家中住房分配问题，一直由刘父决定，子女均在双栅栏2号居住过，后刘父将六间平房中的67、68两间大房分配给长子刘某某一家居住，65、66、69、49分配给刘弟弟居住，2009年7月13日刘弟弟当庭对此争议房产由家庭分配给刘某某的事实陈述一致。原告刘妹及其家人从未居住过49号房屋。1981年起一直由刘某某一家人居住使用，2004年后通过法院调解由被告杨军居住使用，并登记为承租人。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就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向法庭举证，如负有责任的当事人不能举证或举证不充分的，则应当承担于己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骗取产权单位为其办理变更承租人手续，原告要求确认变更承租合同的行为无效。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是否在拆迁行为发生时的2009年属于同一户籍的共同居住人，从庭审情况看，原告的户口自1978年迁出后长期居住在翠微路3号，相关证据以及原告自认的事实显示其并非与被告共同居住的成员；第二原告虽然有户籍在此，但自始至终没有在此居住，属于空挂户口，无权得到拆迁补偿款。从司法实践看，2009年5月份，北京晚报曾刊登过为了拆迁补偿款，母女争进法院的案例，西城区人民法院根据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的规定，认定被拆迁人是指被拆迁房屋的所有人和使用人，被拆迁房屋的使用人应当具有本市常住户口，在拆迁范围内按照国家规定租金标准承租正式住房，并且长期居住，某女虽然户籍在拆迁房屋内，但并未实际居住，因此，不属《办法》规定的被拆迁房屋的使用人，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参照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房屋动拆迁补偿款分割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同住人需要符合哪些条件? 答：与《上海市房屋租赁条例》相关条款规定所指的同住人概念不同，本解答所指的同住人，是指在拆迁许可证核发之日，在被拆迁居住房屋处有本市常住户口，已实际居住一年以上，且本市无其他住房人。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人，不能被视作同住人，无权分得公有居住房屋拆迁货币补偿款：1．将本来享有的他处公有住房权利予以处分，居住在被拆公有居住房屋的；2．获得单位购房补贴款后已有能力购房而不购房，仍居住在被拆公有居住房屋的共同居住人；3．已在本市他处公有房屋拆迁中取得货币补偿款。当事人协商一致要求分割公有居住房屋拆迁货币补偿款的，法院在审理时，可不考虑分割后各当事人所得的补偿款能否在市场购得房屋；当事人对公有居住房屋拆迁货币补偿款应予以购房还是予以分割，意见不一的，法院在审理时，应考虑承租人和共同居住人的购房能力。如依据分得的补偿款，确实无法在市场购得房屋，保证正常生活的，可不予分割。
3、“公函”属于行政干扰司法的递条子行为，违背法律法规，没有法院去征函，仅有抬头给法院的回函，公函的来历不明，行踪奇怪，暴露了借行政机关之名谋个人私利之嫌疑。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过针对民事私权争议，法院可向行政机关发函征求行政机关对民事案件的判决意见，这属于典型的行政干预，公函的内容及往来严重悖离司法程序，法庭不可以将公函作为处理民事争议的意见，更不能成为原告分款的依据。
原告先前提供过一份产权单位的函件，该函的来源莫名其妙，被告不予认可，该函的抬头是出具给拆迁指挥部的，拆迁指挥部接到此文后，经过查调，最终没有按函件的意见处理，实质上已经通过行政程序确认该函不客观而不予执行，从该函的相关内容发现，出具函件的单位随心所欲，把最为基本的事实都乱作认定，比如被告是通过法院诉讼方式离婚的，有生效的法律文书，产权单位却在书面函中称其为虚假方式离婚，明显是通过人情关系依照原告的口述形成，这样的函件十分荒唐非常罕见。函件是产权单位下属部门个别人根据原告的要求，迫于情面假借单位名义给拆迁指挥部的意见，拆迁指挥部接此函后，中止拆迁补偿款的发放，经过认真调查后，最终将拆迁补偿款发放给被告，没有认可函件的真实性，函件的意见与实际情况有矛盾，拆迁指挥部没有认可的函件，原告重新拿到法院，具有投机性，由于函件仅转嫁原告的意见，不能代表产权单位，且与公房承租事实严重不符，公房承租的客观性与函件的表面现象之间存在矛盾。在第三次庭审时，又出现一份给法院的公函，该函是典型递条子干扰司法的行为。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任何行政机关和个人都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司法审判，司法机关也不能就民事案件的处理征求行政机关的意见（如果行政机关对公房处理有意见的，可另案以诉讼的方式解决）。案件进入诉讼，事隔一年后第四次庭审，原告再行补交相关部门的书面决定，针对该决定行为，从时间要素、客观要素、法律要素、程序要素、证据要素等多方面判断，同样不具有法律性，相关部门无权对民事协议的法律效力作出认定，党政机关无权干预拆迁款分配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