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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费”与单位受贿罪

刘长秋
（200020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摘 要：版面费是一种学术腐败现象。学术期刊向作者收取版面费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单位受贿的行为。我国刑法应当以其关于单位受贿罪的规定为依据，介入对学术期刊版面费问题的规制与打击。
关键词：版面费；学术腐败；单位受贿罪
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识码：A

版面费一般指某些学术期刊在决定刊用作者的文章后而由其编辑部向作者收取的现金费用。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迅猛发展所导致的国人对金钱与利益的越发崇尚，国内已有越来越多的学术刊物加入了收费者的行列。这使得版面费问题在我国国内愈演愈烈，从某种角度来讲，甚至已经严重危及到了我国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笔者以为，学术期刊向作者收取版面费的行为已经不单但是一种不道德学术腐败行为，而更是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这种行为在特征上完全符合我国刑法关于单位受贿罪的规定。为此，刑法应当以其对单位受贿罪的规定为依据，介入对这种行为的规范和打击。本文拟就此浅发拙见！
一、单位受贿罪的概念与特征
单位受贿罪，是指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严重的行为。[1] 单位受贿罪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主要特征：
（一）主体特征
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七第一款之规定：“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严重的……”。据此，在犯罪的主体方面，单位受贿罪的法定主体只能是国家机关等这类具有一定公务职责的单位，具体包括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国有公司、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
（二）客体特征
单位受贿罪的客体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职务活动的廉洁性与公正性。我国法律对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职责与行为有着严格的规定，对其公务行为有着严格的廉洁性与公正要求。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违背职责要求，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违反了法律对其职务廉洁性与公正性的要求，是一种滥用职权的渎职行为，是对其职责廉洁性与公正性的严重侵犯与玷污。
（三）行为特征
在客观方面，单位受贿罪表现为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利用自己的职责便利，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的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且情节严重的行为。这里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其一，单位实施了向他人索要取、收受财物的行为，行为的实施是单位受贿罪客观方面的第一要求，没有行为的实施就不构成单位受贿罪；其二，单位的受贿行为必须能够给他人带来利益；其三，单位向他人索要取、收受财物的行为必须是一种非法行为，行为的非法性是单位受贿罪在行为方面的一个基本特征；其四，单位利用自己的职责便利，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的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须具有严重的情节，单位利用自己的职责便利，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的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一般行为也不构成受贿罪。
此外，所谓利用职责便利，就是指利用国家所赋予的职权，在本单位职责范围之内，亦即在本单位主管、负责或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与责任的范围之内。所谓索取他人财物，是指上述单位以明示或暗示的要挟方法主动向他人索取一定财物的行为。这种要挟应当是以其职务活动与对方的利害关系为由的，且要挟的程度通常表现为对财物的一种要求而非强索。所谓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利益，则是指单位违反规定，消极或被动地接受他人贿赂，并利用职责之便为他人谋利益的行为。至于单位为他人谋取的是非法利益还是正当利益，客观上都不影响本罪的成立。所谓情节严重，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1999年9月16日发布的《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之规定，涉嫌下列情节的才属于情节严重：（1）单位受贿在10万元以上的；（2）单位受贿不满10万元，但是有下列情节之一的：故意刁难、要挟有关单位、个人造成恶劣影响的，强行索取财物的；致使国家或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
（四）主观特征
本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即集体罪过和整体犯意上的直接故意。故意的内容是受单位决策机关指派的代表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单位的集体意志，为了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主观心理状态。
二、学术期刊向作者收取版面费的行为应构成单位受贿罪
根据以上我们对单位受贿罪特征的逐项分析，我们认为，学术期刊向作者收取版面费的行为完全符合单位受贿罪的各项构成要件特征，应当构成单位受贿罪。具体而言：
（一）学术期刊向作者收取版面费的行为符合单位受贿罪的主体特征
单位受贿罪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目前我国现行的学术体制下，学术期刊多为公办的期刊，即属于依法享受国家财政拨款和补贴的期刊，而学术期刊的主办者则或者是某些国家机关，或者是某些事业单位（如各高校、科研院所等），或者是某些人民团体（如各地法学会、经济学会及其他各类研究会等），基本都在单位受贿罪的主体范围之内（当然，某些运营学术刊物的私人院校或科研机构应当被排除在单位受贿罪的主体范围之外）。而学术期刊编辑部作为上述单位的分支机构，也都具有行政编制或事业编制。因此，从主体方面来说，学术期刊向作者收取版面费的行为的主体完全符合单位受贿罪的主体特征。
（二）学术期刊向作者收取版面费的行为符合单位受贿罪的客体特征
学术期刊作为一种公共学术资源，具有公益性的特征。它应当是向全社会平等开放的，其约稿、用稿的标准应当公正，而期刊编辑部在约稿、用稿方面也应当保持廉洁性，不能索取或收受他人的贿赂，违背取稿、用稿的原则。我国《著作权法》及《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都规定了“使用他人作品有依照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的付酬标准或依照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的约定支付稿酬”之义务，这实际上是为了防止学术期刊编辑部向作者收取版面费，以维护学术公正，保持学术期刊在约稿与用稿方面的廉洁性。而学术期刊收取作者版面费而为其发表论文的行为则完全以金钱作为取稿、发稿的标准，以剥削作者而塞满自己的腰包为目的，严重背离了学术期刊的公益性，也侵犯了学术期刊主办者职务活动的公正性与廉洁性。
（三）学术期刊向作者收取版面费的行为符合单位受贿罪在行为方面的特征
首先，学术期刊客观上实施了向作者索取、收受财物的行为，即向作者所要版面费。对此，有同志认为：“从版面费自身形成的构件和程序看，版面费是两方的自觉自愿的合约行为，是两个巴掌拍出的响，无违法违纪可言。”[2] 但事实上，版面费的收取是学术期刊的编辑部在利用掌管版面的权力寻租，[3] “刊物面朝作者开，有文无钱莫进来”，[4] 是编辑部在滥用自己的职权，而并不是所谓的“两方的自觉自愿的合约行为”。其实质是一种要挟，因为如果作者不交版面费，其论文就得不到发表。这与行贿者如果不给受贿者一定的财物就无法实现其利益是一个道理。
其次，学术期刊向作者索取、收受金钱而为其发论文的行为能够给作者带来利益，而且，这种利益完全符合受贿罪及单位受贿罪客观方面的利益要件。（1）就版面费能够给作者带来现实的利益来说。由于在当前我国的学术体制下，作者发表学术论文直接关系着其学位的获取或职称的评定，甚至还关系着其奖金的多少，因此，学术期刊收取作者一定版面费而为其发表文章的行为客观上要么可以帮助作者顺利拿到学位，要么可以帮助作者获得职称以及职称背后所隐含的经济利益，要么可以帮助作者获得科研奖励。而这些无疑都毫无争议地属于受贿罪中所要求的利益。（2）就符合单位受贿罪的利益要件来说。当前，在刑法理论界存在客观要件与主观要件的争论。客观要件说认为，他人谋取利益属于受贿罪的客观要件，行为主体（包括单位和自然人两种主体）的行为是否构成受贿罪，应当以其客观上是否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为构成要件；而主观要件说则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应当属于受贿罪的主观要件，只要行为人主观上具有为他人谋利益的意图，即构成受贿罪。而“从刑法解释的角度来讲，客观要件说属于文理解释，而主观要件说则属于论理解释。在文理解释与论理解释相冲突的情况下，应当取论理解释之结论。”[5] 据此，只要单位主观上具有为他人（行贿者）谋利益的意图，就构成单位受贿罪。而学术期刊编辑部或学术期刊的主办者之所以会向作者版面费，就是利用了其编辑权、出版权以及作者急于利用论文去获取其急切希望得到的各种不同利益的强烈愿望。这说明，学术期刊编辑部或学术期刊的主办者主观上具有利用其职责便利为作者谋取利益的意图。学术期刊向作者收取版面费的行为符合单位受贿罪客观方面的利益构成要件。（3）在谋取利益的范围上，学术期刊向作者收取版面费而为作者所谋取的利益也符合单位受贿罪的客观上所要求的利益范围。因为司法实践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利益范围是非常广泛的，既有合法的、正当的利益，也有非法的、不正当的利益；既有物质利益，也有非物质利益。[6] 而学术期刊向作者收取版面费而为作者所谋取的利益，无论是作为现实物质利益的经济利益（如科研奖金），还是作为长远利益的非物质利益（如职称、学位），都显然属于合法、正当的利益，这些利益都在单位受贿罪所应当包括的利益范围之内。
再次，学术期刊向作者索取、收受财物的行为属于非法行为。当前，无论是我国的《著作权法》，还是国家版权局制定的《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抑或是国家其他现行的法律法规，都没有规定学术期刊有权向作者收取版面费，反而规定了其用稿必须依据法律规定或约定支付稿酬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学术期刊向作者索取、收受财物的行为显然是一种置法律规定的义务于不顾的非法行为。
此外，学术期刊编辑部向作者索取、收受财物的行为具有严重的情节。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1999年9月16日发布的《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关于“情节严重”的解释：单位受贿在10万元以上就可以构成单位受贿罪。而就学术期刊索取、收受的财物的总数额来看，学术期刊向作者索取、收受的版面费通常每面都不会低于5万元，多得甚至还可以达到数十万元。由此推算，一家收费期刊收受十万版面费的数额的时间最多只需要两年，而很多学术期刊则在年复一年的收取版面费，不仅敛财数额巨大，而且还制造了大量科研虚假成果和学术泡沫，加促了国内学术界的腐败，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就此而言，学术期刊向作者收取版面费的情节也达到了我国刑法规定的严重程度。
（四）学术期刊向作者收取版面费的行为符合单位受贿罪的主观特征
此外，就主观方面来说，无论是对于学术期刊主办者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与人民团体来说，还是就具体承担学术期刊编辑和发行工作的编辑部来说，其主观上都具有利用自身职责而索取、非法收受作者财物的直接故意以及因此而为作者谋利益的间接故意；换言之，在向作者收取版面费而为其刊发论文这一点上，作为学术期刊主办者、编辑者或发行者的单位具有集体罪过和整体犯意上的直接故意。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学术期刊向作者收取版面费的行为完全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单位受贿罪的构成要件特征，是一种典型的单位受贿行为。版面费作为一种学术腐败现象，是学术界的“毒瘤”，[7] 其存在与蔓延不但会加重我国学术界拿学位、评职称的论文“泛数字化”现象，污染学术风气，危害我国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而且还会促生经济犯罪。例如，在我国福建就曾发生过假冒教育类刊物的名义，为欲评职称各类教师有偿发表文章的经济诈骗案件。[8] 有鉴于此，我国刑法应当以其对单位受贿罪的规定为依据，介入对版面费的规制和打击。



论企业年检法律制度的错位与改革

邓光达

在现行法律制度下，企业营业执照年检法律制度的目标，在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通过每年度企业提交的年检报告与材料，对企业注册登记的主要事项进行审查（或检查），确认企业继续经营主体资格的法律制度。
企业营业执照年检制度在全国实施已有二十一年，其在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和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转变历史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勿容置疑，但是，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已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全球经济已迈向一体化，法治日益彰显重要，社会公众日益关注政府行政管理资源合理使用的今天，企业营业执照年检法律制度的错位与滞后问题已经浮现，不容忽视，值得人们关注和探讨。
笔者试图从企业的成立与终止、年检法律制度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及其法律规范与政府公共事务管理目标相关性的角度，探究企业营业执照年检法律制度的错位与滞后之处，为企业年检制度的改革抛砖引玉、投石问路。
一、 企业营业执照年检法律制度的形成与架构。
企业营业执照年检制度从1982年12月12日国家工商局根据国务院发布的《企业管理规定》，下文在全国实行企业年检制度开始，到1988年6月3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及其后国家工商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实施细则》、1994年国务院发布《公司登记管理条例》，1996年12月13日国家工商局发布《企业年度检验办法》、1997年11月19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2001年1月13日国家工商局发布《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等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相关部门的规范性文件，形成并构成我国企业年检的法律制度。
我国企业年检法律制度的渊源是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年检是企业登记注册管理制度的一个组成部份。
二、企业年检法律制度的管理模式与基本内容。
我国企业登记注册管理制度可以说是较为庞大繁复的，实体法与程序法相互交织，新法与旧法、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许多事关重要的事权存在冲突，企业登记管理模式既有依组织形式分类管理的《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又有依所有制形式分类管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而企业年检的重要制度《企业年度检验办法》，把上述企业登记管理的二种不同模式以较低位阶的规章形式揉合为年检的混合管理模式。
年检规章的混合管理模式与行政法规二种分类管理模式的不同，必然导致行政法规与规章的冲突，及实务中的不和谐，年检法律制度先天存在令人惋惜的缺陷。
目前企业主流由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三资”企业、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构成，笔者试图根据企业年检的管理目标，将年检的法律制度的内容作出扼要简单的分类陈述。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将年检制度的管理目标定位于行政管理秩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三十条规定，企业法人登记实行年度检验制度。企业法人应当按照登记主管机关规定的时间提交年检报告书、资金平衡表或资产负债表，登记机关对企业法人登记的主要事项进行审查。不按规定提交年检报告书，办理年检的，登记机关可根据情况分别给予警告、罚款、没收非法所得、停业整顿、扣缴、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六十三条第（十）项规定，企业不按规定报送年检报告书、办理年检的，处非法所得额3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超过3万元，没有非法所得的，处于1万元以下罚款，并限期办理年检，拒不办理的，吊销营业执照。
上述规定，表明登记机关年检的目的，仅限于维持企业登记注册的行政管理秩序。
2、《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和《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将年检制度的管理目标定位于确认公司、合伙和个人独资企业继续经营的法律资格。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第六十八条规定，每年1月1日至4月30日，公司登记机关对公司进行年检，公司在规定的时间内接受年检，并提交年检报告书、年度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营业执照副本。公同登记机关应当根据其提交的年检材料，对公同登记事项进行审查，以确认其继续经营的资格。公司不按规定接受年度检验的，由公同登记机关处于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限期接受年度检验，逾期仍不接受年检的，吊销营业执照。年检中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由公司登记机关处于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并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和《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亦有类似的规定。
登记机关通过年检来确认企业继续经营的资格，意味着公司、合伙和个人独资企业法律主体的经营权利能力是按年度拥有的，而不是始于核准登记注册、持有营业执照，终于解散与注销，公司、合伙和独资企业没有或没通过年检，其经营权利能力将丧失，其经营的法律主体资格将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其经营活动将面临违法，其与相对人的合同关系将没有法律约束力等等。
3、《企业年度检验办法》将年检制度定位于行政秩序及企业继续经营法律资格的双元管理目标。
《企业年度检验办法》第一条宣示，该办法是依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和《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制定的，第三条规定，企业年检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按年度对企业过行检查，确认企业继续经营资格的法定制度。办法的双元管理目标显而易见；
《企业年度检验办法》在将年检对登记事项的审查内涵“转换”为对企业的检查的同时，还在若干的条款和内容中将年检的审查登记事项的权力扩充至非登记注册事务，并将被年检企业归类划分为A级和B级企业，对划分为B级的企业限制其增设分支机构和经营范围的民事权利，明文规定企业未参加年检不得继续从事经营活动，或设置若干开放式的监督权利条款，等等，以图达通过年检对企业的经营活动进行全面的监督管理。
三、企业年检法律制度的错位表现
从上述对有关年检法律制度的阐述中，可以清晰地知道，现行年检法律制度在本质上是对企业经营活动的检查和对企业继续经营法律主体资格的确认。在实务工作中，由于《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和《企业年度检验办法》适用频率高和综合性强，在探究年检制度错位之处时，笔者以其为主要研究对象。
1、将年检法律制度定位于确认企业继续经营的主体资格，有悖于公司、企业的实体法律规定和基本的法理原则；有违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营活动的客观需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七条第五款、第九十五条、第一百九十条和第一百九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和“三资企业法”的相关规定，登记机关核准设立登记发给营业执照之日，公司、企业成立，登记机关核准注销登记，公同、企业终止。
上述有关公司、企业成立和终止的法律规定表明，公司、企业的法律主体资格，亦即企业的经营权利能力，始于核准设立登记发给营业执照之日，终于核准注销登记之时。公司、企业在成立领取营业执照后，登记注销前，其经营资格受法律保护。
行政法规、规章规定通过年检方式，对企业继续经营资格的确认，有悖程序法确保实体法施行、下位法遵守上位法的基本法律原则，有违《立法法》的有关规定，其错位之处不言而喻。
此外，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活动的交易双方均希望交易主体的稳定和透明，以确保交易的稳定、安全、有序、效率，以实现成本与效益原则。现行年检确认企业继续经营资格的法律定位，将全社会企业的经营主体资格、经营的权利能力处于公共权力经常干预的境地，对全社会企业经营主体的稳定性造成损害和破坏，有违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2、将年检对企业的有关登记事项的审查，扩大定位于对企业经营活动的检查，没有充分的法律依据，违反依法行政的原则，浪费行政管理资源，损害了企业营商的法律环境，增大了企业、公民创业和就业的经济成本，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发展弊大于利。
依据行政法规的规定，登记机关在年检时，根据企业提交的年检报告等年检材料，对与登记事项有关的情况进行审查。企业的登记事项，依据公司、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三资企业”的不同形式，行政法规对此有不同的要求，主要涉及企业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股东或投资人、经营范围、注册资本等登记事项。
但是，《企业年度检验办法》明确规定年检是对企业的检查，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作为年检内容之一，要求公司（三资企业除外）提交年度审计报告，划分A级与B级企业，限制B级企业的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等。
年检制度的行政权利扩张，意味着行政管理成本和企业管理成本的提高，由于依法无据，亦意味着行政管理的资源浪费，同时亦将大大提高了企业的营商成本。据初步统计，近年来，我市每年约有1万家未年检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或待吊销），而吊销企业的数量与新开办企业的数量在致维持在一定的相关度，按人们开办一家企业的成本（含人工）约需2000元至5000元左右的粗略估算，每年吊销1万家企业就有大约2000万元至5000万元的社会经济损失，累年计算，则其社会经济损失可观。
现行的企业年检法律制度，其模糊不清及缺乏科学定位的行政管理目标和高昂的行政管理成本，已不能较好地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学习先进国家的行政管理经验，结合国情实际情况，改革滞后的企业年检法律制度应该提到决策机关、立法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的议事日程上。在政府职能转变、政府服务于社会的客观要求下，年检法律制度的改革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将企业年检制度定位于企业活动的信息收集和统计，确保企业在市场上的透明度，确保经济交易稳定、透明、安全的目标，减少政府公权对合法正常的民事活动干预。降低行政管理成本和企业营商的法律环境成本应该成不企业年检法律制度改革的战略目标。以企业依法自行申报进行年检备案的方式将是一条可取的途径。
依法行政犹重要，良法善俗意更高。行政执法的更高境界在于追求社会的良知，法律的正义与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