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职业教育条例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上海市职业教育条例
（2004年5月20日上海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实施科教兴市战略，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市行政区域内职业学校教育、职业培训及其相关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国家机关实施的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专门培训，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本市的其他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本市职业教育应当提高劳动者的文化素质、职业道德、就业能力、工作能力和职业转换能力。
第四条市建立与市场需求相适应，人才培养与劳动就业相合，学校和企业相联系，初等、中等、高等职业教育相衔接，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并重，与其他教育互相沟通、协调发展的职业教育体系。
第五条本市建立和完善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参与的多元化职业教育办学体制。
第六条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将发展职业教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加强对职业教育工作的领导、统筹协调和督导评估，引导、支持、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
市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市职业学校教育和以文化为主的职业培训工作。区、县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按照本条例规定的职责,管理职业学校教育和以文化为主的职业培训工作。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市以技能为主的职业培训工作。区、县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部门按照本条例规定的职责，管理以技能为主的职业培训工作。
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别做好职业教育的相关管理工作。
第七条各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履行本行业职业教育的协调和业务指导职责。
行业组织可以接受政府主管部门或者行业主管部门的委托，开展行业人力资源预测，制定行业职业教育和培训规划，指导行业职业教育、职工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
第八条本市建立和完善多渠道筹集职业教育资金的机制。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确保职业教育的财政性经费投入，并逐年增长。
本市鼓励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出资投入职业教育事业。
第九条市和区、县人民政府采取措施，帮助妇女接受职业教育，组织失业人员接受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保障残疾人接受职业教育。
本市组织和举办多种形式的农村实用技术和非农产业的职业培训，促进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
第十条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对在职业教育中作出显著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职业学校教育
第十一条职业学校教育分为初等、中等和高等职业学校教育，分别由初等、中等和高等职业学校实施。
普通初中、高中和高等院校，可以按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统筹规划，实施同层次的职业学校教育。
残疾人的职业学校教育除由专门设置的残疾人职业学校实施外，还可以由前两款规定的职业学校实施。
第十二条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举办发挥骨干和示范作用的职业学校。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办好所属的职业学校。
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可以按照国家规定，举办职业学校。
职业学校的举办者可以独立办学，也可以联合办学。举办者联合办学的，应当签订联合办学合同。
外国教育机构同中国教育机构在本市合作举办职业学校的，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三条行业主管部门、行业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可以委托学校实施相应的职业学校教育。委托实施职业学校教育的，应当签订委托合同。
第十四条高等职业学校的设立，由市人民政府审批。中等职业学校或者初等职业学校（职业班）的设立，由其所在地的区、县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审批，并向市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设立职业学校，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组织机构和章程；
（二）有合格的教师；
（三）有符合规定标准的教学场所，有与职业教育相适应的设施、设备；
（四）有必备的办学资金和稳定的经费来源。
第十六条申请举办职业学校的，应当向审批机关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办报告，主要包括举办者、培养目标、办学层次、办学形式、经费筹措与管理使用等内容；
（二）学校章程；
（三）学校资产的有效证明；
（四）校长、教师、财会人员的资格证明文件。
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七条申请设立职业学校的，审批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三个月内以书面形式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并送达申请人；其中申请设立高等职业学校的，审批机关自受理之日起六个月内以书面形式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并送达申请人。
经批准设立的职业学校，审批机关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向其颁发办学许可证。取得办学许可证的职业学校，应当依法办理事业单位法人登记或者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
审批机关对批准设立的职业学校，应当通过政府网站或者其他方式向社会公示。
第十八条职业学校变更举办者或者分立、合并、终止的，应当依法进行清算。
职业学校变更名称、层次、类别、地址、举办者，或者分立、合并、终止的，应当向审批机关提出申请。审批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三个月内以书面形式答复，其中属高等职业学校的，审批机关自受理之日起六个月内以书面形式答复。职业学校终止的，应当妥善安置在校学生。终止的职业学校，应当向原审批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手续，并由原审批机关收缴办学许可证，销毁印章。
职业学校清偿债务结束后，仍有剩余财产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九条职业学校应当按照招生的规定录取学生，不得有性别歧视，不得拒绝录取符合条件的残疾学生。
职业学校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建立学籍管理制度。
第二十条职业学校应当贯彻国家教育方针，全面提高受教育者的素质，实行产教结合，开展教育教学研究，根据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劳动力市场需要，灵活设置专业和课程，积极发展面向本市支柱产业、新兴产业的专业，增强职业教育专业的适应性。
职业学校应当开发和编写体现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及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工艺、传统技术等具有职业教育特点的课程和教材。
职业学校应当按照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要求完成教学任务，组织实习教学，加强对学生的就业指导。
第二十一条职业学校的学生应当按照教学计划的要求，参加实训和上岗实习。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职业教育公共实训基地的建设，支持职业学校举办实训、实习基地，鼓励企业、事业单位为职业学校提供实习基地或者场所，接纳职业学校的学生实习。
对上岗实习的学生，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安排必要的带教老师，提供相应的劳动保护条件，并给予适当的补贴；职业学校应当配合实习单位做好实习期间学生的管理工作。
职业学校举办实习基地的，可以享受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
第二十二条接受职业学校教育的学生，经学校考核合格，按照家有关规定，获得相应的学历证书或者其他证书。
第二十三条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可以报考高等职业学校或者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学校专科毕业生可以报考高等职业学校或者普通高等学校的本科学习。
本市实行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进入高等职业学校的择优推荐制度。
第二十四条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制定本市职业学校不同类别的学生人数平均经费标准。
本市职业学校学生人数平均经费标准，由市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市财政行政管理部门拟订，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第二十五条职业学校的举办者应当按照不低于本市同类别学生人数平均经费标准足额拨付职业教育经费。
职业学校的基本建设经费需要，由举办者按照核定的学校规模安排落实。
第二十六条市教育费附加中用于中等职业教育的比例应当不低于22%。
除经常性拨款外，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每年安排一定数额的职业学校教育补助专款。
本市设立高等职业教育专项经费。专项经费的具体数额及使用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财政行政管理部门安排使用城市教育费附加、职业学校教育补助专款、高等职业教育专项经费等费用，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合理的原则。
第二十七条本市鼓励金融机构运用信贷手段，扶持发展职业学校教育。
高等职业学校学生获得金融机构助学贷款的，政府应当给予其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同等的贴息待遇。
第三章职业培训
第二十八条业培训包括从业前培训、转业培训、学徒培训、在岗培训、转岗培训及其他文化或者技能的职业培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分为初级、中级、高级职业培训。
职业培训由职业学校或者职业培训机构实施。
第二十九条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可以按照国家规定，举办职业培训机构。举办者可以独立办学也可以联合办学。举办者联合办学的，应当签订联合办学合同。
外国教育机构同中国教育机构在本市合作举办职业培训机构的办法，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十条实施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化教育的职业培训机构的设立、变更和终止，由区、县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审批。其中，实施高级职业培训的机构的设立、变更和终止，区、县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报市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实施以初级、中级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培训机构的设立、变更和终止，由区、县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部门审批；实施以高级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培训机构的设立、变更和终止，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部门审批。
第三十一条职业培训机构的设立，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
（二）有与培训任务相适应的教师和管理人员；
（三）有与进行培训相适应的场所、设施、设备；
（四）有相应的经费。
第三十二条中外合作职业培训机构外，职业培训机构的审批程序，由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各自权限，参照本条例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执行。
经批准设立的职业培训机构，审批机关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向其颁发办学许可证。取得办学许可证的职业培训机构，应当依法办理事业单位法人登记或者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
审批机关对批准设立的职业培训机构，应当通过政府网站或者其他方式向社会公示。
第三十三条职业培训机构应当制定培训计划，并按照培训计划开展职业培训，不得任意减少培训内容和培训课时。
接受职业培训的学生，经考核合格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获得相应的培训证书。
职业培训机构应当根据本市职业技能鉴定的要求，组织培训学员参加相应的职业技能鉴定。学员经考核合格的，可以获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第三十四条市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向职业培训机构提供劳动力市场需求信息，引导职业培训机构合理设置专业。
由政府投资兴办的公共实训基地应当向社会开放。
职业培训机构应当加强与用人单位的联系，建立培训机构与劳动力市场密切联系的机制。
第三十五条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可以采用购买培训服务的方式，帮助劳动者提高劳动技能和就业能力。
第三十六条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大对农村职业培训的投入，对农村职业培训机构予以扶持。
第三十七条企业、事业单位根据自身发展和岗位要求，制定本单位职工的职业培训规划和年度计划，并按照规划和年度计划组织实施。
企业、事业单位可以委托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对本单位的职工实施职业培训。委托实施职业培训的，应当签订委托合同。
第三十八条企业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1.5%足额提取职业培训经费；职工技术素质要求高、培训任务重、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可以按照2.5%提取，列入成本开支。
职业培训经费必须专款专用，主要用于一线职工职业培训的费用。
企业应当向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工会报告职业培训经费的使用情况并定期公布，接受财务主管部门、企业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工会的检查监督。
第四章相关管理制度
第三十九条职业学校学历教育收费标准由市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提出方案，市财政行政管理部门立项，市物价行政管理部门核价；其中，民办职业学校学历教育收费标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规定执行。
职业培训的收费标准由职业培训机构自主确定，报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部门、物价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应当公示收费标准。
第四十条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应当依法建立财务、会计度和资产管理制度，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会计账簿。
第四十一条市和区、县人民政府的教育督导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职业教育工作进行监督、检查、评估和指导，并将督导结果向社会公布。
市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部门定期组织或者委托社会中介组织评估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并将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布。
第四十二条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教师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的教师资格。
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可以根据职业教育的特点，聘请教师；可以根据专业技能培训的需要，聘请专业技术人员、高级技术工人、有特殊技能的人员和其他教育机构的教师任教。
第四十三条市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根据职业教育发展的需要，制定职业教育师资队伍的培养培训规划，在本市高等院校、企业和相关单位建立培养培训基地。企业应当为从事职业教育的教师的实践和培训提供条件和方便。
第四十四条本市按照国家规定实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综合管理本市职业技能鉴定和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证书的核发管理工作。
第四十五条鼓励各级各类职业学校实施学历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并重的“双证书”制度。
第四十六条鼓励境外职业资格认证机构在本市依法开展相关认证业务。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部门、人事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负责境外职业资格证书的管理。
第四十七条市推行劳动预备制度，对未能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在就业上岗前进行职业培训。
本市建立青年见习基地，对志愿报名的适龄青年，政府应当组织其在就业前到青年见习基地接受在岗职业技能训练。
第四十八条国家规定实行就业准入控制的职业（工种），用人单位应当从取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中录用。
国家未规定实行就业准入控制的职业（工种），鼓励用人单位优先从经过相应职业培训的人员中录用。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九条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有处理规定的，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五十条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或者其他从事职业教育的单位、个人在职业教育活动中，侵害受教育者合法权益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五十一条当事人对行政管理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对具体行政行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管理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十二条教育、劳动和社会保障以及其他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附则
第五十三条本条例自2004年7月15日起施行。1987年9月24日上海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的《上海市职业技术教育条例》和1988年1月9日上海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的《上海市职工教育条例》同时废止。
附：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有关条款
第七十一条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不按照预算核拨教育经费的，由同级人民政府限期核拨；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违反国家财政制度、财务制度，挪用、克扣教育经费的，由上级机关责令限期归还被挪用、克扣的经费，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五条反国家有关规定，举办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由教育行政部门予以撤销；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十六条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招收学员的，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退回招收的学员，退还所收费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十七条招收学生工作中徇私舞弊的，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退回招收的人员；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八条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受教育者收取费用的，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退还所收费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八十条反本法规定，颁发学位证书、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的，由教育行政部门宣布证书无效，责令收回或者予以没收；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取消其颁发证书的资格。
第八十一条违反本法规定，侵犯教师、受教育者、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有关条款
第六十一条民办学校在教育活动中违反教育法、教师法规定的，依照教育法、教师法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第六十二条民办学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审批机关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擅自分立、合并民办学校的；
（二）擅自改变民办学校名称、层次、类别和举办者的；
（三）发布虚假招生简章或者广告，骗取钱财的；
（四）非法颁发或者伪造学历证书、结业证书、培训证书、职业资格证书的；
（五）管理混乱严重影响教育教学，产生恶劣社会影响的；
（六）提交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骗取办学许可证的；
（七）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办学许可证的；
（八）恶意终止办学、抽逃资金或者挪用办学经费的。
第六十三条审批机关和有关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上级机关责令其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已受理设立申请，逾期不予答复的；
（二）批准不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申请的；
（三）疏于管理，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的；
（五）侵犯民办学校合法权益的；
（六）其他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
第六十四条社会组织和个人擅自举办民办学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有关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符合本法及有关法律规定的民办学校条件的，可以补办审批手续；逾期仍达不到办学条件的，责令停止办学，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沉默权制度的思考
汪红军
内容提要：沉默权制度是保障人权的一项重要司法制度，目前在许多国家得到普遍确立。而在我国法律上还未得到确认，随着我国对人权保护问题的进一步重视，同时也为了和国际接轨，沉默权制度最终将会在法律上得到确认。本文从沉默权制度的概念、我国确立沉默权制度的必要性、沉默权的行使及限制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力图通过本文来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关键词：沉默权 必要性 行使 限制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执行已近半个世纪，它对我国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基于此原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在人们头脑中的地位可以说是根深蒂固，而要实行与其背道而驰的沉默权制度又谈何容易呢？因此，确立沉默权将是一个颇费周折的过程。
一、 沉默权制度的概念
沉默权制度是指犯罪嫌疑人对司法机关的讯问有权拒绝陈述，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并且不因拒绝陈述而被司法机关作出对其不利的法律推定的制度。
西方学者对沉默权的理解主要从四个方面出发的：
（一）是犯罪嫌疑人没有义务向追诉一方或法庭提供任何可能使自己陷入不利境地的陈述或其它证据。追诉一方不得采取任何非人道或有损犯罪嫌疑人人格尊严的方法强迫其就某一案件事实作出供述或提供证据。
（二）是犯罪嫌疑人有权拒绝回答追诉官员的讯问，有权在讯问中始终保持沉默。
（三）是警察、检察官应及时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这一权利，并不得因犯罪人行使这一权利而作出对其不利的推论。
（四）是犯罪嫌疑人有权就案件事实作出有利或不利于己的陈述，法庭不得将犯罪嫌疑人出于非自愿而是迫于外部强制或压力所作出的陈述作为定案的根据。
从以上四点可以看出，沉默权实际上是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的一种特权，在不利于己的情况下保持沉默。在有利于己的情况下打破沉默，作有利于己的陈述。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既享有在沉默与陈述之间进行选择的权利。又享有如何进行陈述的权利，即在提供有利于己的陈述和不利于己的陈述之间进行选择的权利。因此沉默权又被称为反对自我归罪的一种特权。
二、 我国确立沉默权制度的必要性
目前，关于我国是否确立，或者说是否引进西方的沉默权制度进行了大量的讨论，赞成者有，持否定意见的也有，笔者对此持赞成态度。但在为什么确立和如何确立沉默权的问题，笔者却有不同看法，下面就此作简要论述：
（一）我国为什么要确立沉默权制度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已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执行了近半个世纪，它对我国建国初期五十年的政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确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基于此原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在人们头脑中的地位可以说是根深蒂固，要实行与背道而驰的沉默权制度谈何容易呢？因此确立沉默权将是一个颇费周折的过程，而为什么确立沉默权恰恰是这个问题的关键。笔者认为有两大方面的因素：第一，外部因素。即国际环境的影响，沉默权制度起源于17世纪英国的利伯尔案件。利伯尔以“自己不能控告自己”为由对司法人员的讯问保持沉默，得到最高立法机构的认可，被告人的沉默权遂成为英国刑事法律原则之一，并在1898年《刑事证据法》中得到确认。美国最早移植了这一制度，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任何人不得被迫自证其罪”，此后又通过判例从程序上对被追诉人的沉默权提供了切实的保障，将告知被追诉人有权保持沉默纳入著名的米兰达规则。二战以后，随着人权问题的国际化，刑事沉默权制度在各国得到普遍确立。1966年12月16日第2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其中第14条规定：“任何人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至1997年底已有140个国家加入了该公约，其中绝大多数国家先后确立了沉默权制度。300多年前始于英国的沉默权。为什么会得到当前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呢？这是需要我们头脑中思考的一个问题。1998年10月5日，我国签署加入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使沉默权问题终于浮出水面。但热烈讨论之后，我国法律对沉默权仍是未加肯定。
笔者认为既然我国现已加入了该公约，在沉默权制度问题上，就应当与国际接轨确立沉默权制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一席之地。
第二，内部原因，即国内各种因素的综合。首先，我国新的刑事诉讼法虽未明确规定无罪推定原则。但已明确否定了有罪推定，即在司法实践中已开始贯彻无罪推定原则，而赋予被告人沉默权则是贯彻无罪推定原则最基本的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如实陈述义务是与无罪推定原则相矛盾的。应当以沉默的权利来代替供述的义务。其次，沉默权体现着公平和正义，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实际上是给犯罪嫌疑人一个抗衡侦查和控诉的权利。使诉讼结构趋于合理化，在诉讼 中本就处于劣势的犯罪嫌疑人，因此也可能防卫正当权利不受侵害，以此来保证控辩双方力量对比的相对均衡。从这个角度来说，确立沉默权是大势所趋，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要求。再其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已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最突出的就是刑讯逼供问题。确立沉默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非法取证行为的借口和便利条件。从诉讼规律上分析。“谁主张，谁举证”是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一般规律，追查犯罪，惩罚犯罪必须从事实为根据，指控公民实施了犯罪行为必须提供相应的证据。如果国家追诉机关可以将查明犯罪事实寄希望于犯罪嫌疑人的“如实供述”，那么，不就等于要求由被追诉人自己证明对自己的指控了吗？因此，如果在我国确立沉默权制度，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特别是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有利于有效抑制司法中的非法行为，避免刑讯的发生；有利于保证办案质量，防止冤假错案。这是它不可忽视的作用，也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需要。同时，可以促使侦查机关完善侦查方式，不断提高侦查技术，有利于办案人员素质的提高，也可以使我国的法律体系和诉讼结构更趋于合理，保证我国人权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当然，这只是从好的方面看沉默权。有人认为，我国不适宜引进沉默权，至少是现在不适宜，认为这是一种法治浪漫主义。其实，这种谨慎完全不必要，任何时代的进步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如果我们理解了这一点就会明白，确立沉默权以后，我们遇到的困难仅仅是暂时的。长痛不如短痛，我们现在的变革迎接的挑战，远远胜于我们后辈由于落后而导致的愚昧。况且，确立沉默权也并非只对追诉机关不利，同时也意味着被追诉人的两难选择：保持沉默必然失去部分对自己行为辩护权，行使沉默权，则必须打破沉默。从这个意义上来谈，确立沉默权对追诉机关是有利的。
（二）如何在我国确立沉默权制度
确立沉默权制度，是法制进步的体现，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别。确立沉默权制度，也是大势所趋，是绝大多数人的意愿，是人类文明不可逾越的，但仅仅有良好的愿望和准备迎接困难的决心是不够的，必须进行完善的准备，把“代价”缩小到最小的范畴。笔者认为确立沉默权，必须首先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我国现行法律是否包含了沉默权的内容？答案是否定的，有人认为，我国法律虽未明确规定沉默权，但其已蕴含在立法中。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自我辩解和辩护的权利。对该权利的放弃，当然也可以表现为沉默的外观，即行使了沉默的权利。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必须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这可看作特殊沉默权的立法表现，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宋辉英指出，以上认识是对沉默权的误解。本人也同意这种看法，理由如下：1、应当明确辩护（解）权与沉默权的关系。沉默权是犯罪嫌疑人在不利于自己的环境中享有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权利，在不利的环境中如稍作解释即可消除误会的话，当事人当然会选择辩护权，但假如辩护会招致更多误会的，那么，当事人只能选择沉默权了，而辩护权既可在有利的环境中行使也可在不利的环境中行使。保持沉默并不是对辩护权的放弃。我国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有如实供述的义务。如实供述之后，可以进行辩护。即使放弃了辩护权，仍要如实供述。假如放弃辩护权就意味着行使沉默权的话，那么，不如实供述就不应当受到“抗拒从严”的制裁。由此可见二者的关系并不矛盾。2、沉默权是指犯罪嫌疑对与案件有关的问题拒绝回答，并不会因此受到追究，对与案件无关的问题，回答与否都不可能产生任何法律后果，更谈不上受到追究，二者有着明显的区别。
第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我们必须放弃，这种攻心为上的政策在我国特定时期的确起过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在不断提高，其心理素质也是以前望尘莫及的。这项政策已在慢慢的失去其往日的光辉。因此，退出历史舞台是其必然的选择。这是其一。其二，乱世用重典，治世用轻典，我们现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持续上升，人民安居乐业，没有必要“从严”而应以教化、教育、挽救为主，惩罚为辅。其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无法律依据，因为对犯罪嫌疑人量刑取决于其所犯罪行种类及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比如一个按刑律应当判处死刑的杀人犯，即使他将其所犯罪行向侦查机关全部坦白了，也不可能因其“坦白而从宽，其实这项政策与刑诉法第93条的规定，实际上是为惩罚保持沉默者提供了法律依据。
第三，去掉刑事诉讼第93条关于如实陈述义务的规定。首先，这一规定的实质即剥夺了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之所以如此规定，是因为：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无论是否真实都必须涉及与案件有关的一些人和事，能够为查明案件事实提供一定的线索，而且，可以与其它证据相互鉴别，有利于审核其它证据的真实可靠性，其次，在司法实践中，违背沉默权的这一规定，越来越显露出其弊端，最突出的就是刑讯逼供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内容很明显：侦查人员（包括其他司法机关人员）有权提问犯罪嫌疑人，而犯罪嫌疑人必须如实回答，这条规定的实质在于规定司法人员审问犯罪嫌疑人必须提供与案件有关问题的义务，从而为某些司法人员刑讯逼供提供了可能。因此，确立沉默权的前提，就是必须放弃第93条的规定。
第四，明确沉默权的最终价值，人的尊严是人类的终极目的。而沉默权制度则是保障人类尊严不受侵犯的法律手段之一。所以，从绝对与实用的角度来说，沉默权确会使一些犯罪分子逃避制裁，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它的最终价值。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联邦法院大法官奥利旨.温德尔.霍尔姆斯曾说过：“罪犯之逃之夭夭与政府的非法行为相比，罪孽要小的多。
第五，沉默权应当通过立法来确认，使沉默权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三、 沉默权的行使及限制
有人认为，在侦查阶段应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但在审判阶段，被告人则不享有该权利。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沉默权对我国来说是超越国情的，既无助于避免刑讯逼供，也使口供这一直接证据大为减少不利于打击犯罪，只会陡增侦破案件的难度。
笔者认为，应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对于被告人的沉默权应当予以限制。
第一， 随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缔结以及新加入公约的成员国不断增加，加快了沉默权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国际条约也是我国法律的渊源之一，我国在加入公约时又未有任何的限制规定，因此，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应予以明确规定沉默权。
第二， 司法实践中，很多司法人员执法观念陈旧，刑侦手段相对落后，为了追求破案率，造成大量刑讯逼供现象出现，对沉默权的明确，也是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六条规定以及我国刑法确定的无罪推定原则相一致的。
第三， 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不会阻碍侦查，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被告人如在庭审中行使了沉默权，那也就部分放弃了抗辩权，只要公诉人在法庭上提供了足以证实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的证据的，即使被告人在庭审中保持沉默，也不会妨碍对其的审理与判决。当然，在对沉默权予以明确规定的同时，也要考虑到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即要保护人权也要打击犯罪，同时要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为了更有效地打击犯罪，应对沉默权的行使有所限制。
其一，如果犯罪嫌疑人在案发现场被发现的，犯罪嫌疑人必须向警方说明其到现场的时间，目的以及行为过程，不能以沉默权对抗侦查人员的讯问。
其二，如果在犯罪嫌疑人的身上，家中，住处等处发现被害人的物品以及作案工具等，犯罪嫌疑人必须明确说明其来源，并提供相关证据，否则，就有可能对其作出不利推定。
其三，在有的犯罪中，犯罪嫌疑人行使沉默权也会被定罪处罚，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因此，在某些特殊犯罪中可以规定例外情况，如个人行贿、受贿案件，洗钱犯罪案件以及一些金融诈骗案件等，并且应在法律上明确。如果在此范围之内，犯罪嫌疑人继续保持沉默，法庭 就有可能对其作出不利的判决。
综上所述，沉默权制度是保障人权的一项重要司法制度，然而，它建立于一种对人权高度尊重的司法背景之下，而且伴随着对配套制度较高的要求，同时可能对犯罪嫌疑人利益带来一定的损害。因此，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司法资源不足。而且，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个人权利难以充分张扬的国家来说，沉默权制度的确立必须会经历一个艰难过程。
我们在考虑其制度的设立时应当注意，既要解决价值问题，又要解决技术问题，既要有一定的超前性的“拉动”实践，但又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太远，既要充分重视保护人权，又要适当考虑打击犯罪，维护法律秩序的需要，从而实现利益与价值的平衡。
作者简介：汪红军，男，1962年7月出生，法学学士，现任新疆兵团警官高等专科学校教务处主任，法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刑法、刑事诉讼法、司法制度等。
新疆兵团警官高等专科学校：汪红军
2004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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